安兆俊 高尔泰 一九五八年十月一日，我们新添墩分场四个大队全体人犯，天不亮起来，摸黑吃饭，带 者碗筷，沿者新筑的车路，拖拖迷迷走了两、三个钟头，到达场本部所在地夹边沟，参加庆 祝国庆大会。 夹边沟农场，位在甘肃酒泉东北方的巴丹吉林沙漠边缘。 一边是戈壁滩，一边是沙漠 满目荒凉。沙漠与戈壁之间，是一大片盐碱地，稀稀拉拉长着一些芦草，焉不拉叽。低注处 浸泡着茶色的死水，高处鼓满白色的碱包，一踩一个坑。有一处地势较高，土地也较坚实， 被风吹得光秃秃的。农场建筑就坐落在那上面。建筑的那边，是一片农田，也就是改造过的 盐碱地。土质虚松，有些打好的地埂子被风吹没了，有些挖好的沟渠被沙填平了，作物长势 不是很好。再过去又是荒原。荒原那边， 天气清朗的时候，可以看到地平线 一发连不制 的雪山，那是祁连山。兰新铁路从山下经过，望不见，但于顺风时，隐约可以听到火车汽笛 的声音，微如飞蚊。 夹边沟农场，原先是监狱劳改农场，始建于一九五四年。这些地，都是当年的犯人开垦 出来的。一九五七年，劳改农场改为劳教农场，集中关押未经法院判决、由各单位直接送来 酸有使南装有型脚的右派分子和一环分子仍甘法省公安行防改工作管理管热 由文职公安（管教干部） 理。原有的监狱 不用了，但未拆除。 大墙 方正巍峨，四角岗楼耸峙，孤零零兀立在荒漠中，如古城堡。远望诗意盎然，近看画味十足。 原有的监房，只能容纳一千多人。五七年十月以后，人犯剧增，挤到两千多人（全是男性， 官方数字是两千四百人)，再也容纳不下，又在农场西北八公里以外，设立了一个分场一一新 添墩作业站。分场没有围墙，只十几排低矮的土坯房。场本部的劳动队种地，叫农业队。分 场的劳动队，搞新农场的基本建设：造房子，开荒，挖排碱沟，改造盐碱地，使之可以耕种 叫基建队。基建队一千多人，也都全是男性，分为四个大队，这次全都来了。 女右派的集中地，也在酒泉境内，但离我们很远，汽车要走一整天，叫安西农场。和我 同一小队的两个右派的妻子，《甘肃日报》编辑王景超的妻子和凤鸣（也是该报编辑）：兰州大 学校长陈时伟的妻子左旅知（兰大化学系系主任），都关押在那边。后来王最超和陈时伟死在 夹边沟农场。和风鸣得以生还，我到兰州后，曾经见过她。她说，安西农场也死了不少人。 我们到达时，墙外面临时搭成的司令台前，已经席地坐着 一大片人。灰糊糊的，就像 拾荒者晾晒着的一地破烂。管教干部们都穿着深蓝色镶细红线的公安制服（平时不大穿），在 四边走来走去。大墙上插者几面五星红旗，在淡日下迎风飘扬。墙下的司令台上，挂着个毛 主席像，笑眯联的。像两边是国旗和党旗，像下前面，有一桌一椅。 我们刚华下，庆祝大会就开始了。有个人上台领唱国歌，复又全体起立。那人衣服上满 是补丁，显然也是犯人。但清洁整齐，颜精神。约 四十来岁，高个子，苍白瘦削，脖子细 长，喉结突出，额头宽阔，下巴结实。狭长无肉的脸上，小半是络腮胡子。他面对全场，神 色冷峻，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才张开两臂开唱。略带嘶哑的男低音，意想不到的深沉浑 厚。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这是国歌的歌词，来自抗日战争时的《义勇军进行曲》。唱着他两手往上一扬，全场就跟 若唱起来了。他打拍子指挥，动作幅度很大，全身都在动，眼睛发亮，长头发一耸一耸的， 很投入。下面三千多人，又乏又饿，有气无力，各唱各的，声音不齐。看着听着，也都怪怪
安兆俊 高尔泰 一九五八年十月一日，我们新添墩分场四个大队全体人犯，天不亮起来，摸黑吃饭，带 着碗筷，沿着新筑的车路，拖拖迷迷走了两、三个钟头，到达场本部所在地夹边沟，参加庆 祝国庆大会。 夹边沟农场，位在甘肃酒泉东北方的巴丹吉林沙漠边缘。一边是戈壁滩，一边是沙漠， 满目荒凉。沙漠与戈壁之间，是一大片盐碱地，稀稀拉拉长着一些芦草，焉不拉叽。低洼处 浸泡着茶色的死水，高处鼓满白色的碱包，一踩一个坑。有一处地势较高，土地也较坚实， 被风吹得光秃秃的。农场建筑就坐落在那上面。建筑的那边，是一片农田，也就是改造过的 盐碱地。土质虚松，有些打好的地埂子被风吹没了，有些挖好的沟渠被沙填平了，作物长势 不是很好。再过去又是荒原。荒原那边，天气清朗的时候，可以看到地平线上一发颠连不断 的雪山，那是祁连山。兰新铁路从山下经过，望不见，但于顺风时，隐约可以听到火车汽笛 的声音，微如飞蚊。 夹边沟农场，原先是监狱劳改农场，始建于一九五四年。这些地，都是当年的犯人开垦 出来的。一九五七年，劳改农场改为劳教农场，集中关押未经法院判决、由各单位直接送来 的、因而也没有刑期的“右派分子”和“坏分子”。仍归甘肃省公安厅劳改工作管理局管辖。 没有使用武装警察，由文职公安(管教干部)治理。原有的监狱设施不用了，但未拆除。大墙 方正巍峨，四角岗楼耸峙，孤零零兀立在荒漠中，如古城堡。远望诗意盎然，近看画味十足。 原有的监房，只能容纳一千多人。五七年十月以后，人犯剧增，挤到两千多人(全是男性， 官方数字是两千四百人)，再也容纳不下，又在农场西北八公里以外，设立了一个分场——新 添墩作业站。分场没有围墙，只十几排低矮的土坯房。场本部的劳动队种地，叫农业队。分 场的劳动队，搞新农场的基本建设:造房子，开荒，挖排碱沟，改造盐碱地，使之可以耕种， 叫基建队。基建队一千多人，也都全是男性，分为四个大队，这次全都来了。 女右派的集中地，也在酒泉境内，但离我们很远，汽车要走一整天，叫安西农场。和我 同一小队的两个右派的妻子，《甘肃日报》编辑王景超的妻子和凤呜(也是该报编辑);兰州大 学校长陈时伟的妻子左宗祀(兰大化学系系主任)，都关押在那边。后来王景超和陈时伟死在 夹边沟农场。和凤呜得以生还，我到兰州后，曾经见过她。她说，安西农场也死了不少人。 我们到达时，墙外面临时搭成的司令台前，已经席地坐着一大片人。灰糊糊的，就像是 拾荒者晾晒着的一地破烂。管教干部们都穿着深蓝色镶细红线的公安制服(平时不大穿)，在 四边走来走去。大墙上插着几面五星红旗，在淡日下迎风飘扬。墙下的司令台上，挂着个毛 主席像，笑眯眯的。像两边是国旗和党旗，像下前面，有一桌一椅。 我们刚坐下，庆祝大会就开始了。有个人上台领唱国歌，复又全体起立。那人衣服上满 是补丁，显然也是犯人。但清洁整齐，颇精神。约莫四十来岁，高个子，苍白瘦削，脖子细 长，喉结突出，额头宽阔，下巴结实。狭长无肉的脸上，小半是络腮胡子。他面对全场，神 色冷峻，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才张开两臂开唱。略带嘶哑的男低音，意想不到的深沉浑 厚。 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这是国歌的歌词，来自抗日战争时的《义勇军进行曲》。唱着他两手往上一扬，全场就跟 着唱起来了。他打拍子指挥，动作幅度很大，全身都在动，眼睛发亮，长头发一耸一耸的， 很投入。下面三千多人，又乏又饿，有气无力，各唱各的，声音不齐。看着听着，也都怪怪 的
接着刘场长训话。他说，你们进来才一年，外面就实现了大跃进，提前进入了共产主义 时代。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全国上下破私立公，全民炼钢全民皆兵， 一天王十几一十个水 创造 亩地产万斤粮 二十年的奇迹 全都闻所未闻。环顾四周，有人 捉虱子，有人在缝钮扣，有人在闭目养神。大有“昨夜一江风雨，都不曾听得”的境界 接下来刘场长说，我们农场的形势，也是一派大好。原先，抗拒改造的占百分之几，有 抵触情绪的占百分之几，愿意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占百分之几，爱场如家愿意以场为家的占 百分之几。现在，在常的劳教攻笛的成召之下，局面有了根木的改变。各占百分之几，都有 面渐地我也开始打起 句话，像锥子似地钻进了耳朵： 个别人狗胆包天，竞敢记秘密日记 .没 有马上治你，是为了给你一个主动坦白的机会.你不坦白，就看你表演 我脑子里轰地一下，响起了无数蝉鸣，完全清醌了。 “劳动教养”这个词，以及它所指谓的事物，是一九五七年的新生事物，历史上从未有 过（以前只有 “劳动改造 司儿进来以前 没人知道劳教农场是个什么样子。来自五湖四海的 人们，带来了许多事后看起来非常可笑的东西：二胡、手风琴、小提琴、象棋、溜冰鞋、哑 铃、拉力器等等之类，画家毕可甚至带来了画箱画架和一大卷油画布，重得背不动。有些东 西（例如照相机、望远镜、书籍、画册等等），进门时被没收了。没有被没收的，持有者生前 是个累整，死后都成了后死者们生火取暖的材料 我带来了一堆书，还有一本日记，是反右运动中隐瞒未交的。里面都是那种惜懂年龄里 个自由爱好者一闪一现的小感想。诸如 个社会里个人自由的程度，是这个社会进步稻 度的标志”，或者“我的世界是这么大，这么千山万水无穷无尽：我的世界又这么小，这么思 尺千里寸步难行”之类。毫无操作意义，本身微不足道。但要是被别人拿到，后果却十分严 重。在那右派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年代，没人代为保管，又不甘心销毁，只有带在身上， 终一直带到农场来了 我喜欢“农场 这个词的牧歌意味 心想到这里就安全了。没想到入场时要搜查行李 还搜身。那本要命的日记，也同现金、药片、皮带、球鞋带、手表、问题书籍一起，落到首 教干部手里。从那时起我一直做恶梦。每看到一些人由于一些小事被捆起来掷在地上示众， 绳子嵌进肉里渗出殷红的鲜血，就想到不知哪天日记事发，会轮到自己。我想由于问题严重 我定会被捆得更紧，时间更长，很可能绳子切断肌肉， 再也不得恢复。久无动静，又担心是 在暗中酝酿着更大的灾祸。每晚的 小队会上，例行表态是少不掉的，每当我表态拥护党拥 社会主义的时候，心里总是担心，这会和日记联系起来，构成欺骗罪，被加上去算总账。 但是。将近一年的时间过去了，毫无异常。猜不出原因，一直纳闷儿。这次才知道，他 们原来是在看我表演。我想猫玩老鼠就是这样，时间越长越有趣。恐惧是活东西，在脆弱而 又孤独的灵魂中，它会生长，会变出各种花样。一时间我觉得，好像脚下的土地在往下沉。 别道是外面的形垫 不知何时，午休开始了。嗡嗡的人声响成一片。起来小便的人很多，队与队之间的空当 里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带起来的灰尘和劣质卷烟混成浊雾笼罩全场。午餐“改善生活”，吃糖 包子，喝小米稀饭。是农场稀有的美食，从未有过。我虽极度饥饿，也没吃出味道。 有人在后面叫我的名字，我一惊，猛回头，是我们的大队长陈治邦，旁边站着那个领唱 国歌的人。他向陈点了点头，给我说，你跟我米。 我跟者他穿过人群，进入有铁门的大墙。院子里一排排开者门的号子，空无一人。每一 排开头的伞墙上，都贴着各队庆祝国庆、歌颂新中国的墙报，争娇斗艳，花里胡哨。他领着
接着刘场长训话。他说，你们进来才一年，外面就实现了大跃进，提前进入了共产主义 时代。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全国上下破私立公，全民炼钢全民皆兵，一天干十几二十个小 时，创造了一亩地产万斤粮，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奇迹.全都闻所未闻。环顾四周，有人在 捉虱子，有人在缝钮扣，有人在闭目养神。大有“昨夜一江风雨，都不曾听得”的境界。 接下来刘场长说，我们农场的形势，也是一派大好。原先，抗拒改造的占百分之几，有 抵触情绪的占百分之几，愿意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占百分之几，爱场如家愿意以场为家的占 百分之几。现在，在党的劳教政策的感召之下，局面有了根本的改变。各占百分之几，都有 具体数字，还有小数点.渐渐地我也开始打起盹儿来了。 突然有几句话，像锥子似地钻进了耳朵：.个别人狗胆包天，竟敢记秘密日记.没 有马上治你，是为了给你一个主动坦白的机会.你不坦白，就看你表演. 我脑子里轰地一下，响起了无数蝉鸣，完全清醒了。 二 “劳动教养”这个词，以及它所指谓的事物，是一九五七年的新生事物，历史上从未有 过(以前只有“劳动改造”词儿进来以前，没人知道劳教农场是个什么样子。来自五湖四海的 人们，带来了许多事后看起来非常可笑的东西：二胡、手风琴、小提琴、象棋、溜冰鞋、哑 铃、拉力器等等之类，画家毕可甚至带来了画箱画架和一大卷油画布，重得背不动。有些东 西(例如照相机、望远镜、书籍、画册等等)，进门时被没收了。没有被没收的，持有者生前 是个累赘，死后都成了后死者们生火取暖的材料。 我带来了一堆书，还有一本日记，是反右运动中隐瞒未交的。里面都是那种惜懂年龄里 一个自由爱好者一闪一现的小感想。诸如“一个社会里个人自由的程度，是这个社会进步程 度的标志”，或者“我的世界是这么大，这么千山万水无穷无尽；我的世界又这么小，这么咫 尺千里寸步难行”之类。毫无操作意义，本身微不足道。但要是被别人拿到，后果却十分严 重。在那右派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年代，没人代为保管，又不甘心销毁，只有带在身上， 终于一直带到农场来了。 我喜欢“农场”这个词的牧歌意味，心想到这里就安全了。没想到入场时要搜查行李， 还搜身。那本要命的日记，也同现金、药片、皮带、球鞋带、手表、问题书籍一起，落到管 教干部手里。从那时起我一直做恶梦。每看到一些人由于一些小事被捆起来掷在地上示众， 绳子嵌进肉里渗出殷红的鲜血，就想到不知哪天日记事发，会轮到自己。我想由于问题严重， 我定会被捆得更紧，时间更长，很可能绳子切断肌肉，再也不得恢复。久无动静，又担心是 在暗中酝酿着更大的灾祸。每晚的小队会上，例行表态是少不掉的，每当我表态拥护党拥护 社会主义的时候，心里总是担心，这会和日记联系起来，构成欺骗罪，被加上去算总账。 但是，将近一年的时间过去了，毫无异常。猜不出原因，一直纳闷儿。这次才知道，他 们原来是在看我表演。我想猫玩老鼠就是这样，时间越长越有趣。恐惧是活东西，在脆弱而 又孤独的灵魂中，它会生长，会变出各种花样。一时间我觉得，好像脚下的土地在往下沉。 别说是外面的形势，周围这些捉虱子缝钮扣打磕睡的人们，也都像是另一个世界的幻影了。 想起了父亲母亲姐姐和妹妹，音容笑貌如在目前。我担心，再也见不着他们了。 不知何时，午休开始了。嗡嗡的人声响成一片。起来小便的人很多，队与队之间的空当 里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带起来的灰尘和劣质卷烟混成浊雾笼罩全场。午餐“改善生活”，吃糖 包子，喝小米稀饭。是农场稀有的美食，从未有过。我虽极度饥饿，也没吃出味道。 三 有人在后面叫我的名字，我一惊，猛回头，是我们的大队长陈治邦，旁边站着那个领唱 国歌的人。他向陈点了点头，给我说，你跟我来。 我跟着他穿过人群，进入有铁门的大墙。院子里一排排开着门的号子，空无一人。每一 排开头的伞墙上，都贴着各队庆祝国庆、歌颂新中国的墙报，争娇斗艳，花里胡哨。他领着
我匆匆走过，进入号子中的一间。同别的号子一样。十几平方米的面积，大半都是土坑。但 别的号子炕上都挤者十几个铺位，这间炕上只有一副被褥，其余空铺位上糊着旧报纸，不见 土面，很干净。靠里面的一半，放着腕筷面盆暖瓶衣服包裹之类 还有尺来厚 一擦子我们农 场右派们编的《工地快报》，叠得整整齐齐，捆得严严实实。这东西新添墩也有，每天一张， 发到各小队，是大家做卷烟纸和手纸的材料。除了最新的，全都消失了。 靠外面的一半当桌子使用，放者一些文具，一个钟，一些纸袋子和一块玻璃板，很整 齐。玻璃板下面压着几张表格，和一张四寸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女人和两个男孩。他介绍说， 老伴叫刘蓉 在兰州 四初中 当校医。大儿子五岁 叫安泰。 小儿子安石 现在两岁了。问 我喝水不，让在杭沿上（桌子边上）坐下。他语音压得很低，但是大开着房门 他是历史学家，叫安兆俊，原先在民族学院研究新疆史。是夹边沟监狱改为劳教农场后 第一批关进来的右派分子之一，当了农业队第一大队的大队长。在劳改队和劳教队里，用犯 人来管理犯人是很普璃的事。我们基事队四个大队的大队长全是劳教分子。但都当得不长 我曾在工地上看见 第三大队的大队长上官锦文因为说错了一句话，被管教干部当场撤职 下令捆起来，掷在地 安兆俊这个队长倒是当下来了。管教干部们忙不过来时，也把一些杂事交给他做。其中 包括把没收来的东西分类登记。这个工作本应由执行搜查的管教干部在现场做。以前犯人是 法院判来的，一次只进来一一两个，可从容搜查登记。现在大量涌入，天天排长龙，他们只来 得及把冬人的东西分别转在标名的纸袋里再记。这黄交给他了。他君了我那日记 设登记，趁帮灶时 丢在灶膛里烧 他说，我看了特别喜欢，但是没处放， 只好烧了。你 别可惜，安全第 你说对吧？人比东西宝贵，有人就会有东西，你说对吧 我说刚才刘场长的报告，正把我吓得不行。他说现在你可以安心了。那是心理战，随时 都会有，一不冷静就会输。有时候我就担心，哪天你给唬住了，沉不住气，自己去坦白，检 讨运动中隐藏日记的错误，我就麻烦大了。每次陈治邦来开会，我都要摸摸那边的底，后来 就放心了。我问，他说我什么了？他说，他从来没有提到过份 这就够了。陈治邦这个人不坏 他是公安出身，知道立功不能赎罪，所以也没有害人之心。现在怕的，是那种想要立功赎罪 的人。那种人爱攀谈，但自己不说什么，光想听你说，见了要小心。 我唯唯。他说怎么样？熬得下来么？我说还可以。他说，我看你的日记，思想感觉多些， 阅历经验很少。还是个小孩子么。我说我一十二岩了。他说是么，我比你大一倍呢。直担心 你的承受能力。处境越是绝望，人也越容易沮丧。特别是我们这种，都是些孤独的个人，没 有个组织的支持，没有个奥论的声援， 也没有个社会的同情，这种人最容易沮丧 我们这里 名演员偷别人的馒头，大音乐家涎着脸乞求一丁点儿施舍，在外国拿了两个博士学位回来的 学者，为抢若刮桶，打架不要命，这样的事，多得都不奇怪了。至于自打耳光，告小状、 年到头不洗脸不梳头不补衣服的，那就更普遍了。这都是精神前溃的表现。现在死掉的人越 来越多，我想除了饿和累，精神意志的崩遗，也是一个原因。你还年轻， 定要坚强些。再 坚强些，要学会经得起摔打 谁也帮不上忙，全靠你自己了 说着他票 一下闹钟 站起来，说，回去了好自为之。记住，不光是要活下去，还要活出意义来。 我唯唯，也站起来。他又指了指炕角落上那捆《工地快报》，说，那个，你时常看见吧 别看它废纸一张，将来都是第一手历史资料，珍贵得不得了。我一直留心收集，一张都没有 少掉。若眼于将来，现在就有了意义。你说对吧？本来没路的地方，一走就有了路，你说对吧？ 今天沿时间多了 很遗憾没能听你谈谈 会儿报告就要开始，我们得回去了。说 也伸出手来，同我握手。握得特有力，特紧，特久，微微抖动。我感到一股子强烈的热流 从那手上传遍我全身。 松了手没放，他说，要是陈治邦问你做什么去了，你就说认一只手表，那不是你的。不 问你就什么也别说。我说，他要是问我干吗去了那么长的时间，我怎么说？他说他不会那样问
我匆匆走过，进入号子中的一间。同别的号子一样，十几平方米的面积，大半都是土炕。但 别的号子炕上都挤着十几个铺位，这间炕上只有一副被褥，其余空铺位上糊着旧报纸，不见 土面，很干净。靠里面的一半，放着碗筷面盆暖瓶衣服包裹之类，还有尺来厚一擦子我们农 场右派们编的《工地快报》，叠得整整齐齐，捆得严严实实。这东西新添墩也有，每天一张， 发到各小队，是大家做卷烟纸和手纸的材料。除了最新的，全都消失了。 靠外面的一半当桌子使用，放着一些文具，一个闹钟，一些纸袋子和一块玻璃板，很整 齐。玻璃板下面压着几张表格，和一张四寸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女人和两个男孩。他介绍说， 老伴叫刘蓉，在兰州第四初中当校医。大儿子五岁，叫安泰。小儿子安石，现在两岁了。问 我喝水不，让在炕沿上(桌子边上)坐下。他语音压得很低，但是大开着房门。 他是历史学家，叫安兆俊，原先在民族学院研究新疆史。是夹边沟监狱改为劳教农场后 第一批关进来的右派分子之一，当了农业队第一大队的大队长。在劳改队和劳教队里，用犯 人来管理犯人是很普遍的事。我们基建队四个大队的大队长全是劳教分子。但都当得不长。 我曾在工地上看见，第三大队的大队长上官锦文因为说错了一句话，被管教干部当场撤职， 下令捆起来，掷在地上。 安兆俊这个队长倒是当下来了。管教干部们忙不过来时，也把一些杂事交给他做。其中 包括把没收来的东西分类登记。这个工作本应由执行搜查的管教干部在现场做。以前犯人是 法院判来的，一次只进来一两个，可从容搜查登记。现在大量涌入，天天排长龙，他们只来 得及把各人的东西分别装在标名的纸袋里，回头再登记。这就交给他了。他看了我那本日记， 没登记，趁帮灶时，丢在灶膛里烧了。他说，我看了特别喜欢，但是没处放，只好烧了。你 别可惜，安全第一，你说对吧?人比东西宝贵，有人就会有东西，你说对吧? 我说刚才刘场长的报告，正把我吓得不行。他说现在你可以安心了。那是心理战，随时 都会有，一不冷静就会输。有时候我就担心，哪天你给唬住了，沉不住气，自己去坦白，检 讨运动中隐藏日记的错误，我就麻烦大了。每次陈治邦来开会，我都要摸摸那边的底，后来 就放心了。我问，他说我什么了?他说，他从来没有提到过你，这就够了。陈治邦这个人不坏， 他是公安出身，知道立功不能赎罪，所以也没有害人之心。现在怕的，是那种想要立功赎罪 的人。那种人爱攀谈，但自己不说什么，光想听你说，见了要小心。 我唯唯。他说怎么样?熬得下来么?我说还可以。他说，我看你的日记，思想感觉多些， 阅历经验很少，还是个小孩子么。我说我二十二岁了。他说是么，我比你大一倍呢。真担心 你的承受能力。处境越是绝望，人也越容易沮丧。特别是我们这种，都是些孤独的个人，没 有个组织的支持，没有个舆论的声援，也没有个社会的同情，这种人最容易沮丧。我们这里， 名演员偷别人的馒头，大音乐家涎着脸乞求一丁点儿施舍，在外国拿了两个博士学位回来的 学者，为抢着刮桶，打架不要命，这样的事，多得都不奇怪了。至于自打耳光，告小状、一 年到头不洗脸不梳头不补衣服的，那就更普遍了。这都是精神崩溃的表现。现在死掉的人越 来越多，我想除了饿和累，精神意志的崩溃，也是一个原因。你还年轻，一定要坚强些，再 坚强些，要学会经得起摔打。这个，谁也帮不上忙，全靠你自己了。说着他膘了一下闹钟， 站起来，说，回去了好自为之。记住，不光是要活下去，还要活出意义来。 我唯唯，也站起来。他又指了指炕角落上那捆《工地快报》，说，那个，你时常看见吧， 别看它废纸一张，将来都是第一手历史资料，珍贵得不得了。我一直留心收集，一张都没有 少掉。着眼于将来，现在就有了意义。你说对吧?本来没路的地方，一走就有了路，你说对吧? 好，今天没时间多谈了，很遗憾没能听你谈谈。一会儿报告就要开始，我们得回去了。说着 他伸出手来，同我握手。握得特有力，特紧，特久，微微抖动。我感到一股子强烈的热流， 从那手上传遍我全身。 松了手没放，他说，要是陈治邦问你做什么去了，你就说认一只手表，那不是你的。不 问你就什么也别说。我说，他要是问我干吗去了那么长的时间，我怎么说?他说他不会那样问
的，要问你就说，时间不长呀，就行了。现在我们走吧。我没动，说，你也要注意安全。同 我素不相识，就这样，我怕你太轻信了，容易出事。他把手放在我的肩上，好像是教我放心， 又好像是推我快走。说，这个你别怕，我谨慎得很。走者又补充说，你别忘 ，我看过你的 日记 国庆后，分场派我们基建第四大队协助农业队秋收。各小队分在不同的地段。收完一片 地，把成捆的谷子背指到路边，等候农业队的马车来拉，面转移到下一片地。路都是现开的」 个精口，把沟填平，让车子能赶过来 就成了 谷子拉走后，再把它 复原，路又成了地 土质松软，收成无多，这些都很容易，比 时 排碱沟要轻松多了。但 是起早摸黑，加上饿，也还是很累。息响的哨子一响，人们都就地坐下，打起盹儿来。 那天正打盹儿的时候，忽然听见唱歌。是《国际歌》。声音低沉浑厚，一如热风贴着地面， 徐缓而又执拗地行进： 满 血已经沸陆 听就知道，那是安兆俊。我一骨碌坐了起来。远处坡地上，停者一辆马车，车旁横七 竖八躺者坐若许多人，大家喝完了车子捎来的那桶水，就在那里随地息下了。我走过去，看 见他背向人群，支起上半身，侧躺在斜坡上。再走近些，从侧面，看见他眼睛里汪者泪水， 胡子闪闪发光。好在是革命歌曲，沿人多心，都只当风过耳边。 看见我，他用食指碰了一下嘴唇，示意别说什么。拍了拍地面，让我在他旁边坐下。把 只手放在我的手上。我们就这样，默默地坐 一会儿 动不动。天大地大，没一丝风 没一点儿绿色，没一点儿声音。西斜的秋阳照若横七竖八、静静地一动不动的人群，像照者 许多没有生命、被风吹散的破布垃圾。灰淡灰淡的地平线，长而直。刹那间，有一种被活埋 了的感觉掠时心头，也想唱点儿歌，但我没明」 他是来拉谷子的。谷子离地，如不及时拉走，就会被风吹走。他的搭档睡在车上，打了 个哈欠 下来蹲到我们旁边，从口袋里掏出烟袋和两张小纸片，开始卷烟。 一面说，听说今 天晚上吃荞麦面糊湖，加洋芋。 吃什么是农场每天的重要新闻，永远听者兴奋讲者得意。他也得意，卷好一支烟，用手 指碰了碰安的臂膀，说，队长，给。安没回头，从肩上接过烟，抽起来。那人又卷好一支， 自己叼到嘴上，喷出 个又一个圆圆的烟图，眯锋着眼看天 天 是一大片空白 工的哨子响了，安同我握了一下子。仍然那么紧，那么有力，那么微微地抖动。我再 次感到，一股子强烈的热流，从那手上，传遍我的全身。 这以后，我没再见到过他。 一九五九年三月初 我被两个省公安厅来的警察，带离了夹边沟，到兰州为“建国十年 成就展览”作画。完了还得再回来。但这一年期间，夹边沟农场因死人太多，已经面临关闭 无“家”可归的我，被送到了另一个农场 一靖远夹河滩劳改农场。 一九六一年夏天，甘肃省劳改局从红山根砖瓦密抽调了一批人，到我们农场来协助夏收。 其中有一个夹边沟的幸存者，叫刘文汉。以前是解放军，到朝鲜打过仗，受过伤，立过功， 转业到公安厅。五七年响应党的号召，大鸣大放，批评肃反运动是“打虎的鞭子打在羊身上” 因此被划为右派， 送到夹边沟劳教。从他那儿，我知道安兆俊已经死了。 他说，不知道是怎么想的，那个天天死人的当儿，领导上还要再搞一个分场，把一千多 人送到高台县明水乡开荒。夹边沟这边，只剩下不到一半的人。劳动量翻了一番，配给的口 粮，却少了将近一半。原先规定一天十二市两，这会儿只有七市两了。实际上吃到的还不够
的，要问你就说，时间不长呀，就行了。现在我们走吧。我没动，说，你也要注意安全。同 我素不相识，就这样，我怕你太轻信了，容易出事。他把手放在我的肩上，好像是教我放心， 又好像是推我快走。说，这个你别怕，我谨慎得很。走着又补充说，你别忘了，我看过你的 日记。 四 国庆后，分场派我们基建第四大队协助农业队秋收。各小队分在不同的地段。收完一片 地，把成捆的谷子背到路边，等候农业队的马车来拉，再转移到下一片地。路都是现开的， 把地埂上拨开一个豁口，把沟渠填平，让车子能赶过来，地就成了路。谷子拉走后，再把它 复原，路又成了地。土质松软，收成无多，这些都很容易，比平时挖排碱沟要轻松多了。但 是起早摸黑，加上饿，也还是很累。息晌的哨子一响，人们都就地坐下，打起盹儿来。 那天正打盹儿的时候，忽然听见唱歌。是《国际歌》。声音低沉浑厚，一如热风贴着地面， 徐缓而又执拗地行进： 满腔——的 热血已经沸腾 一听就知道，那是安兆俊。我一骨碌坐了起来。远处坡地上，停着一辆马车，车旁横七 竖八躺着坐着许多人，大家喝完了车子捎来的那桶水，就在那里随地息下了。我走过去，看 见他背向人群，支起上半身，侧躺在斜坡上。再走近些，从侧面，看见他眼睛里汪着泪水， 胡子闪闪发光。好在是革命歌曲，没人多心，都只当风过耳边。 看见我，他用食指碰了一下嘴唇，示意别说什么。拍了拍地面，让我在他旁边坐下。把 一只手放在我的手上。我们就这样，默默地坐了一会儿，一动不动。天大地大，没一丝风， 没一点儿绿色，没一点儿声音。西斜的秋阳照着横七竖八、静静地一动不动的人群，像照着 许多没有生命、被风吹散的破布垃圾。灰淡灰淡的地平线，长而直。刹那间，有一种被活埋 了的感觉掠过心头，也想唱点儿歌，但我没唱。 他是来拉谷子的。谷子离地，如不及时拉走，就会被风吹走。他的搭档睡在车上，打了 个哈欠，下来蹲到我们旁边，从口袋里掏出烟袋和两张小纸片，开始卷烟。一面说，听说今 天晚上吃莽麦面糊糊，加洋芋。 吃什么是农场每天的重要新闻，永远听者兴奋讲者得意。他也得意，卷好一支烟，用手 指碰了碰安的臂膀，说，队长，给。安没回头，从肩上接过烟，抽起来。那人又卷好一支， 自己叼到嘴上，喷出一个又一个圆圆的烟圈，眯缝着眼睛看天。 天，是一大片空白。 开工的哨子响了，安同我握了一下子。仍然那么紧，那么有力，那么微微地抖动。我再 次感到，一股子强烈的热流，从那手上，传遍我的全身。 这以后，我没再见到过他。 五 一九五九年三月初，我被两个省公安厅来的警察，带离了夹边沟，到兰州为“建国十年 成就展览”作画。完了还得再回来。但这一年期间，夹边沟农场因死人太多，已经面临关闭。 无“家”可归的我，被送到了另一个农场——靖远夹河滩劳改农场。 一九六一年夏天，甘肃省劳改局从红山根砖瓦窑抽调了一批人，到我们农场来协助夏收。 其中有一个夹边沟的幸存者，叫刘文汉。以前是解放军，到朝鲜打过仗，受过伤，立过功， 转业到公安厅。五七年响应党的号召，大鸣大放，批评肃反运动是“打虎的鞭子打在羊身上”。 因此被划为右派，送到夹边沟劳教。从他那儿，我知道安兆俊已经死了。 他说，不知道是怎么想的，那个天天死人的当儿，领导上还要再搞一个分场，把一千多 人送到高台县明水乡开荒。夹边沟这边，只剩下不到一半的人。劳动量翻了一番，配给的口 粮，却少了将近一半。原先规定一天十二市两，这会儿只有七市两了。实际上吃到的还不够
这个数。那还干什么活！干部们也不管事了，秋作物还没有收上场，都由者你躺在炕上。掩 埋组的人天天拉着板车大院里转一圈。哪个号子里死了人，拉出来放在门边，他们就捡走了。 后来板车不济事了，改用了大 我问他安兆俊在哪里，明水还是夹边沟？他说在夹边沟。要是在明水，死得更快。他说 那家伙迁得很，已经不行了，还要天天擦脸梳头。沾一点儿杯子里喝的开水，就这么擦。分 饭的时候别人都到手就下了肚子，他还要找个地方坐下来吃。不管是什么汤汤水水，都一勺 一勺吃得人模人样。别人都躺在杭上，他不到天黑不上杭，在门外边地上铺一块东西，背靠 墙坐看 有时候还要 点儿歌。 不知道唱的什么。他就是这么坐考 死的 我间他人埋在哪里，他说埋什么！谁还有力气挖坑：拉出去，丢在野地里就是了。 从六O年十二月起，派来了一个工作组，开始抢救和遣返工作。那时候，据统计，场本 部、明水分场和新添墩分场三处加起来，总共不到一千一百人了。遣返也不容易，不少人已 经无家可归，不少人被开除公职，没个单位收留。打那时候起，到六一年十月撇销农场，听 说又拖了一年 二十年后，一九七八年，右派被“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工作，叫做“归队”。我赶上了 这趟顺风车，到兰州大学哲学系教书。一到兰州，就去了一趟第四初中，寻访安的妻子刘蓉。 她已在六五年改嫁，带若两个孩子，不知去向。听说她在六一年曾去寻找安兆俊，到酒泉才 知道，连农场都没了。 九七八 年底，我被借调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在那里三年，正碰 上群众进京上诉上访的高潮。来自全国各地的冤假错案受害者，挤满车站，露宿街头，在国 务院、公安部、和其他各部委“群众来信来访办公室”棋盘一般狭小的窗口下面排着长龙过 夜，希望能求得一点儿公平和正义。其中有一个夹边沟的幸存者，叫詹庆元，原先是兰州新 华印刷厂的工人，龄的是“坏分子“帽子。五十年反右时，有一条的政笛：工人中有右 言论者不叫右派分子，叫“坏分子”（因为工人阶级是革命阶级，理论上应无右派） 这一类。但是坏分子的帽子，不单是为工人中的右派而设，社会上有男女作风问题的、不听 调度的、打架闹事的、小偷小摸的，都叫坏分子。右派平反的时候，坏分子并不平反，这样 他就亏了。在当地求告无门，到北京来寻求公正。 不料他的申诉材料。仍然被转回到原单位处理。听说我在社科院，来找我商量个法 在楼下总布胡同的 一家小饭馆里，我们谈了很久。他离开夹边沟较晚。 被作组禮返的 也说开头死人都丢得很远，后来 丢越近，最后死的那批人，包括安兆俊在内，就都丢在 部大门前面二百公尺处第一道沙梁的下面。 一九八二年，我回到兰州大学。有一天，我们系上的同事、教中国哲学史的杨梓斌（也是 归队右派，事见拙作《老实人》)气冲冲跑来，说他要抗议，抗议甘肃省委批准兰州医学院到 夹边沟挖掘完整人骨，做实验和教学用具。那件事本来是严格保密的。但医学院的办货人事 先答应附近的农民按计件工资付酬 后来发现不用挖 只在农场大门遗迹前面的第 一道沙 梁子底下拣了一天就够数了。觉得太亏，要求修正合约，改为按劳付酬。农民说他赖账，他 说农民骗钱。双方一冲突，秘密就公开了，这才传到了老杨的耳朵里面。但是，抗议发动不 起米。这样的事情，没人觉得有趣。 很可能拣来的骨路里面，就有安兆俊的。然而面对累累枯骨，准又能够区别，英雄与奴 才、殉道者与市绘 老实人与骗子、这个人与那个人？即使是未来的基因考古学家，又怎么能 够知道，哪具骨骼里面，曾经“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更何况，早已经，没有人想要知道这 个。 这些没有坟墓的森森白骨，曾被人们忘记得一干二净，在荒原上风吹日晒草缠沙拥。由 于有用处，这才被想起。于是乎公文飞驰，药水浸泡，教鞭戳指，动物标本一般任凭拨弄
这个数。那还干什么活！干部们也不管事了，秋作物还没有收上场，都由着你躺在炕上。掩 埋组的人天天拉着板车大院里转一圈。哪个号子里死了人，拉出来放在门边，他们就捡走了。 后来板车不济事了，改用了大马车。 我问他安兆俊在哪里，明水还是夹边沟?他说在夹边沟。要是在明水，死得更快。他说， 那家伙迂得很，已经不行了，还要天天擦脸梳头。沾一点儿杯子里喝的开水，就这么擦。分 饭的时候别人都到手就下了肚子，他还要找个地方坐下来吃。不管是什么汤汤水水，都一勺 一勺吃得人模人样。别人都躺在炕上，他不到天黑不上炕，在门外边地上铺一块东西，背靠 墙坐着看天。有时候还要唱点儿歌。唯唯唔晤的，不知道唱的什么。他就是这么坐着死的。 我问他人埋在哪里，他说埋什么！谁还有力气挖坑！拉出去，丢在野地里就是了。 从六〇年十二月起，派来了一个工作组，开始抢救和遣返工作。那时候，据统计，场本 部、明水分场和新添墩分场三处加起来，总共不到一千一百人了。遣返也不容易，不少人已 经无家可归，不少人被开除公职，没个单位收留。打那时候起，到六一年十月撤销农场，听 说又拖了一年。 六 二十年后，一九七八年，右派被“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工作，叫做“归队”。我赶上了 这趟顺风车，到兰州大学哲学系教书。一到兰州，就去了一趟第四初中，寻访安的妻子刘蓉。 她已在六五年改嫁，带着两个孩子，不知去向。听说她在六二年曾去寻找安兆俊，到酒泉才 知道，连农场都没了。 一九七八年年底，我被借调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在那里三年，正碰 上群众进京上诉上访的高潮。来自全国各地的冤假错案受害者，挤满车站，露宿街头，在国 务院、公安部、和其他各部委“群众来信来访办公室”棋盘一般狭小的窗口下面排着长龙过 夜，希望能求得一点儿公平和正义。其中有一个夹边沟的幸存者，叫詹庆元，原先是兰州新 华印刷厂的工人，戴的是“坏分子“帽子。五七年反右时，有一条党的政策：工人中有右派 言论者不叫右派分子，叫“坏分子”(因为工人阶级是革命阶级，理论上应无右派)，他属于 这一类。但是坏分子的帽子，不单是为工人中的右派而设，社会上有男女作风问题的、不听 调度的、打架闹事的、小偷小摸的，都叫坏分子。右派平反的时候，坏分子并不平反，这样 他就亏了。在当地求告无门，到北京来寻求公正。 不料，他的申诉材料，仍然被转回到原单位处理。听说我在社科院，来找我商量个办法。 在楼下总布胡同的一家小饭馆里，我们谈了很久。他离开夹边沟较晚，是被工作组遣返的。 他说开头死人都丢得很远，后来越丢越近，最后死的那批人，包括安兆俊在内，就都丢在场 部大门前面二百公尺处第一道沙梁的下面。 一九八二年，我回到兰州大学。有一天，我们系上的同事、教中国哲学史的杨梓斌(也是 归队右派，事见拙作《老实人》)气冲冲跑来，说他要抗议，抗议甘肃省委批准兰州医学院到 夹边沟挖掘完整人骨，做实验和教学用具。那件事本来是严格保密的。但医学院的办货人事 先答应附近的农民按计件工资付酬，后来发现不用挖掘，只在农场大门遗迹前面的第一道沙 梁子底下拣了一天就够数了。觉得太亏，要求修正合约，改为按劳付酬。农民说他赖账，他 说农民骗钱。双方一冲突，秘密就公开了，这才传到了老杨的耳朵里面。但是，抗议发动不 起来。这样的事情，没人觉得有趣。 很可能拣来的骨骼里面，就有安兆俊的。然而面对累累枯骨，谁又能够区别，英雄与奴 才、殉道者与市绘、老实人与骗子、这个人与那个人?即使是未来的基因考古学家，又怎么能 够知道，哪具骨骼里面，曾经“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更何况，早已经，没有人想要知道这 个。 这些没有坟墓的森森白骨，曾被人们忘记得一干二净，在荒原上风吹日晒草缠沙拥。由 于有用处，这才被想起。于是乎公文飞驰，药水浸泡，教鞭戳指，动物标本一般任凭拨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