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老师 ·《牛鬼蛇神录》第二十三章 杨小凯 杨小凯原名杨曦光，湖南人，出身于高干家庭。上高中时参加了文革"造反派的活动， 一九六八年撰写了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主张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体，引起轰动 并因此被中共当局以反革命“罪判处十年徒刑。一九七八年出狱，先当工人，后考入中国社 会科学院从事研究工作，并在武汉大学任教。一九八三年经邹至庄教授推荐，入美国普林斯 顿大学经济系读书，一九八八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系高级讲 师。著有多部英文经济学专著。 《牛鬼蛇神录》中文本完成于一九八八年。与中文本有相当大区别的英文本Captive Spirits(直译是《图画中的精灵》)也已由杨小凯和苏珊·秦完成，将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出版。杨小凯打算待英文本《图圄中的精灵》出版后，再安排中文本《牛鬼蛇神录》的出书 事宜. 何敏和是三大队男水喝得最多的人。一九七零年代的劳改队黑水喝得多是件坏事。劳改 队的干部墨水喝得不多，都不喜欢墨水喝得多的人。用李指导的话来说，“读书读得越多，就 越，思想越反动。“他大概是因为文化高的犯人喜欢引经据典与劳改干部辩论形成的这个可 象。 这种读书越多越蠢的观点在文化低的犯人中还很有市场，因为不少人都认为中国的读书人只 会动嘴讲究理论，所以全都把自己的文化水平压低。小学毕业生自称一字不识“，中学毕业 生自称“只念过小学“，大学毕业生自称“只念过中学“。可是何敏和却没办法降低自己的文化 程度，因为他有 深度 视跟镜， 这副眼镜片中有好几层圆圈，何敏和的眼睛在镜片中变 成了象老鼠眼的一双黑点。再不识字的人也知道，要不是读了太多的书，绝不会变成这样的 四眼狗（象那种两个眉毛象眼睛的狗）。所以大家都叫他何眼镜。 除了这付眼镜外，何敏和一点都不像个读书太多的人，他出工时赤着脚，印若劳改字的 衣服已破旧得变了色，腰间用草绳拥若一块破麻布片。他在田里做起农活来一点也不示弱， 虽然效率不是最高的，但也 合落在 。特别在吃饭问腿上，他已没 一点读书人的架子 他可以吃任何能塞肚子的东西，我看见他吃过生的活泥鳅，吃春天里的油菜梗子。每天饭后 他总是争着去倒洗腕的桶里的水，他小心地把水倒掉，用一块纱布把桶底的饭莱渣子接住， 然后吃掉。洗澡的时候，何敏和露出了他松松的肚皮，看得出，他以前是那种大肚子的上层 人物，现在肚皮下的脂肪都消失了，只剩下一层松松的皮。他一定是以前肚量很大，才会显
何老师 ——《牛鬼蛇神录》第二十三章 杨小凯 杨小凯原名杨曦光，湖南人，出身于高干家庭。上高中时参加了"文革"造反派的活动。 一九六八年撰写了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主张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体，引起轰动， 并因此被中共当局以"反革命"罪判处十年徒刑。一九七八年出狱，先当工人，后考入中国社 会科学院从事研究工作，并在武汉大学任教。一九八三年经邹至庄教授推荐，入美国普林斯 顿大学经济系读书，一九八八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系高级讲 师。著有多部英文经济学专著。 《牛鬼蛇神录》中文本完成于一九八八年。与中文本有相当大区别的英文本 Captive Spirits (直译是《囹圄中的精灵》)也已由杨小凯和苏珊·秦完成，将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出版。杨小凯打算待英文本《囹圄中的精灵》出版后，再安排中文本《牛鬼蛇神录》的出书 事宜。 何敏和是三大队墨水喝得最多的人。一九七零年代的劳改队墨水喝得多是件坏事。劳改 队的干部墨水喝得不多，都不喜欢墨水喝得多的人。用李指导的话来说，"读书读得越多，就 越蠢，思想越反动。"他大概是因为文化高的犯人喜欢引经据典与劳改干部辩论形成的这个印 象。 这种读书越多越蠢的观点在文化低的犯人中还很有市场，因为不少人都认为中国的读书人只 会动嘴讲究理论，所以全都把自己的文化水平压低。小学毕业生自称"一字不识"，中学毕业 生自称"只念过小学"，大学毕业生自称"只念过中学"。可是何敏和却没办法降低自己的文化 程度，因为他有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这副眼镜片中有好几层圆圈，何敏和的眼睛在镜片中变 成了象老鼠眼的一双黑点。再不识字的人也知道，要不是读了太多的书，绝不会变成这样的 四眼狗(象那种两个眉毛象眼睛的狗)。所以大家都叫他何眼镜。 除了这付眼镜外，何敏和一点都不像个读书太多的人，他出工时赤着脚，印着劳改字的 衣服已破旧得变了色，腰间用草绳捆着一块破麻布片。他在田里做起农活来一点也不示弱， 虽然效率不是最高的，但也不会落在最后。特别在吃饭问题上，他已没有一点读书人的架子， 他可以吃任何能塞肚子的东西，我看见他吃过生的活泥鳅，吃春天里的油菜梗子。每天饭后， 他总是争着去倒洗碗的桶里的水，他小心地把水倒掉，用一块纱布把桶底的饭菜渣子接住， 然后吃掉。洗澡的时候，何敏和露出了他松松的肚皮，看得出，他以前是那种大肚子的上层 人物，现在肚皮下的脂肪都消失了，只剩下一层松松的皮。他一定是以前肚量很大，才会显
得细出饥镜 何敏和不保存着一些不接受下层社合小人物的上层社会的习惯比加如他从不与他人分享家 里给他送来的食物：他比那些习于下层社会困苦生活的人更不能掩饰饥埃造的强烈食欲 我们大队有不少扒手和农民出身的人，他们往往更能控制自己，饥饿时不会去捞碗里的饭渣 自己有了特别的食物往往与同伴分享。奇怪的是我的一个扒手朋友用他的零用钱买香皂，而 何敏和却用他的所有钱买食物。下层小人物与上层人物在劳改队好象互相换了位，下等人变 得比上等人更进究文明。很名下等人出身的犯人不克欢何和，据说是与他这种不而面子 不关照他人的作风有关 但是我喜欢何敏和， 我知道他有一肚子“真墨水“。 我刚到劳改队来时写信给家人，请他 们给我买了 套高等数学教材。我用晚饭后，政治学习前的时间及雨天休总的时间读这套书。 一年后我已读完了一册。我试若做书后的练习，但却不能真正解顺。我发觉数学是没法自学 的，必须找老师。自然我看上了何敏和。他是一九四八年从中山大学毕业的， 一九四九年后 直在当工程师。记得我第一次拿若高等数学课本去找他，称他为“何老师”，他高兴得合不 找嘴。周围的人（包括 部和不少犯人)萄 这种“臭知识分 地因为自己有知识 了不少气，受了不少歧视，像我这样因为他的知识而尊重他的人实在不多。他接过那本数学 教科书，连忙扔掉手里的烟蒂， 一页页仔细翻看着，象是一个老猎人多年不摸猎枪后突然看 到一枝好枪一样。我们就这样建立了师生关系。我利用一切空闲时间到他的号子去上课，并 认真做所有能找到的习颗。我们的数学课与一般的数学不同，我经常提问，特别欢关于 些数学概念和定理产生的背景和首创者的动机形成过程。他肚子里有不少这样的知识，这 些知识使我懂得了不少抽象数学概念和定理后面的思想方法和提出向题、解决问题的方法 微分和导数是这门课的一个难点，做题目时，我总是把微分概念误解成平均变化率概念。何 敏和通过改正我的作业使我看出了这种误解。他又近一步用牛顿和伽利略发现重力加速度的 例子生动地说明微积分概今是怎样被“发明“和建立起来的。经过反复练习和他的指点，我终 干建立起微分概令 何敏和 九四九年前受的是非常正规的英美式教有， 九四九年后，新政府为了改造这 些“旧知识分子“，要求他们学习俄语，重新学习苏联的专业教材。何敏和因大学受过一年这 样的”再教育”，他对俄语和苏联的教有也相当熟悉。我们用的高等数学数材是苏联式教有系 统的教材。上课时，我有次问起何老师对苏联式教有与英美教有差别的感觉，他马上作了弹 细回答。看起来他也一直非常注意这种差别。他那广东腔的普通话是那种典型的工程师味道， 充满着没有价值判断的实证味道。“苏联的教材非常统 词语、概念标准化，老师容易教 学生容易记。全国的标准教材都由一个统一机构审定。工程技术也有一套全国统一的标准 因此零部件的互换性，相容性很好，但这套教材缺乏灵活性和创新性。而英美的系统，则正 好相反，标准化很差，各个教授自有一套独特的东西，工程技术也没有全国统一的标准系统， 零部件互换性，相容性差，但灵活性，创造性却好得多。“何老师从眼镜上面看我一眼，似平 是在审查我会不会告密，然后加一句：“苏联教有制度只培养专家 一有一技之长却没有思想 而欧美教育制度培养的是学老 有独立思想所需要的全部知识。”这是何老师最有思想 句话。他大多数时候极少发表带有价值观点的看法，而只是客观地陈述事实。但看得出来 他比余裕一更了解苏联的文化教育系统。他可以讲出苏联工程技术系统的一些真正优点，而 且从来不批评社会主义制度，更不用说反共。有次他特别提到解放后，共产党大兴水利工程 使他们这些工程师大有用武之地。而解放前国家很少组织大型水利工程，土木工程师无用 武之地。何老师有次告诉我他在洞庭湖和长江交接的荆江分洪工君 地见到过邓子恢( 五零年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一九五六年被毛泽东批评为右倾机会主义份子。何老师的 眼神看去对邓子恢十分好感：“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共产党中央的高级干部，他穿得非常朴实， 没有一点架子，对工程技术问题十分有兴趣，似乎也相当内行。“从何老师谈到共产党高干的
得如此饥饿。 何敏和还保存着一些不接受下层社会小人物的上层社会的习惯。比如他从不与他人分享家 里给他送来的食物。他比那些习惯于下层社会困苦生活的人更不能掩饰饥饿造成的强烈食欲。 我们大队有不少扒手和农民出身的人，他们往往更能控制自己，饥饿时不会去捞碗里的饭渣。 自己有了特别的食物往往与同伴分享。奇怪的是我的一个扒手朋友用他的零用钱买香皂，而 何敏和却用他的所有钱买食物。下层小人物与上层人物在劳改队好象互相换了位，下等人变 得比上等人更讲究文明。很多下等人出身的犯人不喜欢何敏和，据说是与他这种不顾面子， 不关照他人的作风有关。 但是我喜欢何敏和，我知道他有一肚子"真墨水"。我刚到劳改队来时写信给家人，请他 们给我买了一套高等数学教材。我用晚饭后，政治学习前的时间及雨天休息的时间读这套书。 一年后我已读完了一册。我试着做书后的练习，但却不能真正解题。我发觉数学是没法自学 的，必须找老师。自然我看上了何敏和。他是一九四八年从中山大学毕业的，一九四九年后 一直在当工程师。 记得我第一次拿着高等数学课本去找他，称他为"何老师"，他高兴得合不 拢嘴。周围的人(包括干部和不少犯人)都不喜欢他这种"臭知识分子"，他因为自己有知识受 了不少气，受了不少歧视，像我这样因为他的知识而尊重他的人实在不多。他接过那本数学 教科书，连忙扔掉手里的烟蒂，一页页仔细翻看着，象是一个老猎人多年不摸猎枪后突然看 到一枝好枪一样。我们就这样建立了师生关系。我利用一切空闲时间到他的号子去上课，并 认真做所有能找到的习题。我们的数学课与一般的教学不同，我经常提问，特别喜欢问关于 一些数学概念和定理产生的背景和首创者的动机形成过程。他肚子里有不少这样的知识，这 些知识使我懂得了不少抽象数学概念和定理后面的思想方法和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 微分和导数是这门课的一个难点，做题目时，我总是把微分概念误解成平均变化率概念。何 敏和通过改正我的作业使我看出了这种误解。他又近一步用牛顿和伽利略发现重力加速度的 例子生动地说明微积分概念是怎样被"发明"和建立起来的。经过反复练习和他的指点，我终 于建立起微分概念。 何敏和一九四九年前受的是非常正规的英美式教育，一九四九年后，新政府为了改造这 些"旧知识分子"，要求他们学习俄语，重新学习苏联的专业教材。何敏和因大学受过一年这 样的"再教育"，他对俄语和苏联的教育也相当熟悉。我们用的高等数学教材是苏联式教育系 统的教材。上课时，我有次问起何老师对苏联式教育与英美教育差别的感觉，他马上作了详 细回答。看起来他也一直非常注意这种差别。他那广东腔的普通话是那种典型的工程师味道， 充满着没有价值判断的实证味道。"苏联的教材非常统一，词语、概念标准化，老师容易教， 学生容易记。全国的标准教材都由一个统一机构审定。工程技术也有一套全国统一的标准， 因此零部件的互换性，相容性很好，但这套教材缺乏灵活性和创新性。而英美的系统，则正 好相反，标准化很差，各个教授自有一套独特的东西，工程技术也没有全国统一的标准系统， 零部件互换性，相容性差，但灵活性，创造性却好得多。"何老师从眼镜上面看我一眼，似乎 是在审查我会不会告密，然后加一句："苏联教育制度只培养专家——有一技之长却没有思想， 而欧美教育制度培养的是学者——有独立思想所需要的全部知识。"这是何老师最有思想的一 句话。他大多数时候极少发表带有价值观点的看法，而只是客观地陈述事实。但看得出来， 他比余裕一更了解苏联的文化教育系统。他可以讲出苏联工程技术系统的一些真正优点，而 且从来不批评社会主义制度，更不用说反共。有次他特别提到解放后，共产党大兴水利工程， 使他们这些工程师大有用武之地。而解放前国家很少组织大型水利工程，土木工程师无用 武之地。何老师有次告诉我他在洞庭湖和长江交接的荆江分洪工程的工地见到过邓子恢(一九 五零年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五六年被毛泽东批评为"右倾机会主义份子")。何老师的 眼神看去对邓子恢十分好感："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共产党中央的高级干部，他穿得非常朴实， 没有一点架子，对工程技术问题十分有兴趣，似乎也相当内行。"从何老师谈到共产党高干的
口气，我听得出，他是那种对共产党右倾派有好感的人，他一点也不象余裕一那样有反共情 绪。我比何老师年轻二十岁，自然更能适应下层社会的生活。我学会了一口江湖黑话，知道 粮子”是当兵 小叶子”是指粮票 “大叶子“是指钞票 “江都神少拐“是 四、五、六 七，我懂得在饥饿时克制自己，别在人群中显得食欲太盛。每次我家里送来食物，我总是与 周围的犯人同时分享。日常生活也故作放荡不羁，因为我知道下层社会的朋友们买这一套账。 牢友们最佩服我在最寒冷时用雪洗澡的本领。我经常与人打赌，如果我能赤身裸体在雪地里 洗澡并呆足够长的时间，对方就替我值日一次（负责给全组的犯人打饭、打开水），否则我就 替他值日 ,每次打这种赌我 劳友们不知 道我 “冬泳的习惯 凭着这点故意装出来的放荡不羁，我赢得了年轻好友的好感，我也常利用这点“本钱“为不受 欢迎的何老师帮忙。 有次，我用家里寄来的钱向讨路的老百性买了一块肉，正好第二天何老师休病假，我请 他帮我把肉切碎妙好，我们下工后吃。下工后我们吃肉时，卢国安叫道，”这肉一点没有油味 是不是死猪肉呀！“外面一个老犯人不阴不阳地说 “何眼镜”把油煎出来都装到自己的油瓶 去了。片 一听大怒，挽起手上的袖于 ,就要打何敏和，我心里虽不高兴何敏和的举动 但却一把拦住卢国安，大声说：“是我叫他留下猪油，下次炒菜用得上。“卢国安还不甘休： 那也不能装到自己的油瓶里去呀？"我怒声道：“谷做爱还要你儿子来教呀？老何做你的爸盆 都够格了，还要你来教训他吗？“年轻的朋友都把我看成绿林好汉，看我一心护若何敏和，也 就没人再追究了 我与何老师的感情越来越深，我从 不指责他的一些不和群的行为，我总认为这是这个 会的特别歧视，欺负知识份子造成的后果。记得有次何敏和在插秧，大队刘教导员得意地在 他旁边看这位“大知识份子“怎样做这种下贱劳动。他站在田埂上， 一边吃西瓜， 一边对烈日 下站在烫脚的水田中的何敏和说：“何敏和，你现在知道劳动的艰辛了吧。过去你过着饭来张 口茶来伸手的生中生活，要不是共产：党把你送到这里来改浩，你一装子也不会知消碗里的 饭是怎么生产出来的：“何敏和气鼓鼓的样子 坏是理插种 几分钟后 他冷冷地回应道 我在设计室工作 天对社会的贡献可能比我在这里插一个月秧还大呢！“刘指导员听了脸 沉，把手里的西瓜皮往田埂上一扔，怒声道：“你这臭知识份子，狗改不了吃屎，又在胡说八 道，攻击我们的劳改政策。“我听到他们的对话，心里为何老师受的侮辱难过，也担忧他又会 在晚上的政治学习中挨批斗。万幸的是，刘指导员不久就被调走，使何老师免了一场批斗 我与何敏和的亲密关系却使不少人不高兴。首先是干部怀疑我们俩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 系。我几次出工回来后 发现我的床被干部抄过 我的数学练习，笔记，教科书被人翻得 七八槽。但这样翻过几次后，什么再也没有发生，大概是因为这些枯燥的数学既与政治无关 也与其它的犯罪可能无关。但是倒霉的是我的英文作业，全部被干部抄走。我在学习高等数 学时，也在学英文。我的英文老师是一位当过英文数员的犯人，我父亲给我寄来一些英文的 毛主度语录，马思，恩格著作以及英汉辞典 、我白己也托或业队的一位右服工程师给我 订了一份北京周 就业队就是些刑满后无家可归或被当局强迫留在劳改单位就业的刑满犯 。因为监规明文规定监房内不准使用外语，所以犯人不能直接订哪怕是共产党官方的英文 刊物，所以我只好请有更多自由的“刑满就业犯“替我直接从邮局订。自从干部发现我在学英 文后，我的床和被就被定期抄查，每次都把我的所有英文材料拿走。我向大队刘队长抗议 得到的回答是：“你一个劳改犯用中文舞文弄墨的机会都不多，还学外文干什么。“我说： 这都是毛主席语录，政府的出版物，这只会帮我改造思想！“刘大队长讲一口岳阳官腔，不识 几个字，我喜欢他那种不讲大道理的直通通的态度。他讥笑道：“我一辈 子不识 个英文， 在也比你过得好，你学再多英文，也是个劳改犯。我一辈子都没跟外国人讲过话，你一个劳 改犯还想有机会跟弹人甩洋腔呀？“我气得顶撞他：“跟墙壁讲话都比跟你讲话有意思！“刘大 队长也发了火：“杨曦光，你一个反革命份子，你嚣张什么！你不老实，刑满后，我还给你戴
口气，我听得出，他是那种对共产党右倾派有好感的人，他一点也不象余裕一那样有反共情 绪。我比何老师年轻二十岁，自然更能适应下层社会的生活。我学会了一口江湖黑话，知道" 粮子"是当兵的，"小叶子"是指粮票，"大叶子"是指钞票，"江都神少拐"是三、四、五、六、 七，我懂得在饥饿时克制自己，别在人群中显得食欲太盛。每次我家里送来食物，我总是与 周围的犯人同时分享。日常生活也故作放荡不羁，因为我知道下层社会的朋友们买这一套账。 牢友们最佩服我在最寒冷时用雪洗澡的本领。我经常与人打赌，如果我能赤身裸体在雪地里 洗澡并呆足够长的时间，对方就替我值日一次(负责给全组的犯人打饭、打开水)，否则我就 替他值日一次。每次打这种赌我总是赢。劳友们不知道我在上高中时就养成了冬泳的习惯。 凭着这点故意装出来的放荡不羁，我赢得了年轻好友的好感，我也常利用这点"本钱"为不受 欢迎的何老师帮忙。 有次，我用家里寄来的钱向过路的老百姓买了一块肉，正好第二天何老师休病假，我请 他帮我把肉切碎炒好，我们下工后吃。下工后我们吃肉时，卢国安叫道，"这肉一点没有油味， 是不是死猪肉呀！"外面一个老犯人不阴不阳地说，"何眼镜"把油煎出来都装到自己的油瓶里 去了。卢国安一听大怒，挽起手上的袖子，就要打何敏和，我心里虽不高兴何敏和的举动， 但却一把拦住卢国安，大声说："是我叫他留下猪油，下次炒菜用得上。"卢国安还不甘休：" 那也不能装到自己的油瓶里去呀？"我怒声道："爷做爱还要你儿子来教呀？老何做你的爸爸 都够格了，还要你来教训他吗？"年轻的朋友都把我看成绿林好汉，看我一心护着何敏和，也 就没人再追究了。 我与何老师的感情越来越深，我从不指责他的一些不和群的行为，我总认为这是这个社 会的特别歧视，欺负知识份子造成的后果。记得有次何敏和在插秧，大队刘教导员得意地在 他旁边看这位"大知识份子"怎样做这种下贱劳动。他站在田埂上，一边吃西瓜，一边对烈日 下站在烫脚的水田中的何敏和说："何敏和，你现在知道劳动的艰辛了吧。过去你过着饭来张 口茶来伸手的寄生虫生活，要不是共产党把你送到这里来改造，你一辈子也不会知道碗里的 饭是怎么生产出来的！"何敏和气鼓鼓的样子，还是埋头插秧。几分钟后，他冷冷地回应道： "我在设计室工作一天对社会的贡献可能比我在这里插一个月秧还大呢！"刘指导员听了脸一 沉，把手里的西瓜皮往田埂上一扔，怒声道："你这臭知识份子，狗改不了吃屎，又在胡说八 道，攻击我们的劳改政策。"我听到他们的对话，心里为何老师受的侮辱难过，也担忧他又会 在晚上的政治学习中挨批斗。万幸的是，刘指导员不久就被调走，使何老师免了一场批斗。 我与何敏和的亲密关系却使不少人不高兴。首先是干部怀疑我们俩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 系。我几次出工回来后，发现我的床被干部抄过，我的数学练习，笔记，教科书被人翻得乱 七八糟。但这样翻过几次后，什么再也没有发生，大概是因为这些枯燥的数学既与政治无关， 也与其它的犯罪可能无关。但是倒霉的是我的英文作业，全部被干部抄走。我在学习高等数 学时，也在学英文。我的英文老师是一位当过英文教员的犯人，我父亲给我寄来一些英文的 毛主席语录，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以及英汉辞典。我自己也托就业队的一位右派工程师给我 订了一份北京周报。就业队就是些刑满后无家可归或被当局强迫留在劳改单位就业的刑满犯 人。因为监规明文规定监房内不准使用外语，所以犯人不能直接订哪怕是共产党官方的英文 刊物，所以我只好请有更多自由的"刑满就业犯"替我直接从邮局订。自从干部发现我在学英 文后，我的床和被就被定期抄查，每次都把我的所有英文材料拿走。我向大队刘队长抗议， 得到的回答是："你一个劳改犯用中文舞文弄墨的机会都不多，还学外文干什么。"我说：" 这都是毛主席语录，政府的出版物，这只会帮我改造思想！"刘大队长讲一口岳阳官腔，不识 几个字，我喜欢他那种不讲大道理的直通通的态度。他讥笑道："我一辈子不识一个英文，现 在也比你过得好，你学再多英文，也是个劳改犯。我一辈子都没跟外国人讲过话，你一个劳 改犯还想有机会跟洋人甩洋腔呀？"我气得顶撞他："跟墙壁讲话都比跟你讲话有意思！"刘大 队长也发了火："杨曦光，你一个反革命份子，你嚣张什么！你不老实，刑满后，我还给你戴
项反革命份子的帽子，你一辈子也翻不了身，不说讲洋话，中国话都没你讲的份！“ 我那天受了这个气，就留意找机会去找建新农场的场长。场部靠近三大队，只有十来分 钟的步行距离。有次我在建筑房 时 李场长到三大队来检查工 我看到 他干部的机会，走过去：“报告场长，我有个事想不通！ 一些，问我有什么事。我把三大队干部总是没收我的毛主席语录、北京周报的事讲了一通。 李场长反问我：”监却不是不准用外语交谈吗？“但我没有与任何人交谈，我只是自己看这些 政府的出版物呀！”李场长沉更片刻后警告我：“你以后要保证不与他人用外语交谈！”这次告 状后，再没有人来搜查我的英文材料 犯人们也不懂我为什么要化这么多的时间学数学和英文。我的泥工师傅王金国和师弟片 国安就非常不以为然。他们的休息时间都用来打扑克，下象棋。王金国看到我把一块木板垫 在盘坐的龈上在昏暗的电灯下作数学作业，抄写英文单词，朝我喊道，“书呆子，下床来下棋 打牌呀，坐牢本来就是脚鱼吊在壁上一 一四脚无靠，又痛又苦，你何必还要自己找更多的苦 把刀子挂在壁上不好，你却要把它挂在自己的脖子上 们起叫化子搞屁眼 一没事找苦吃！米， 下来与我 快活 ：“我时常 听到这类风凉话，听多 也有点不舒服。 我跟王金国学建筑技术，我是他的学徒，他是我的师傅，他总是利用机会证明我的高等数学 不如他的实际技术有用。他和另一个泥工师傅杨自力一块设计了一座房子，不用任何图纸 整个房子全在他们脑子里。他们自己负责施工，他带者卢国安几个学徒用几个月时间建成 ,王金国到了告诉我技术关键时总是忘不了提醒我，“我不懂一点数学、·学数'，你看我一样 计房子丁建。”那给干部住的房子完丁后。我基水慌得 了他们的设计和施工方法 他们也计算斜率，但方法极为原始，他们称斜率为水，遇到边角的互相转换，既不会用三角 函数公式，也不会查表，更不用说用微积分计算应力的最佳分布了。我终于找到了 个证明 我的学习价值的机会。三大队有不少灌溉渠道和桥梁。杨自力和王金国师傅总是用圆弧曲线 来设计渠道或桥梁的形状。我从高等数学知道，悬钵曲线是比圆弧曲线受力状态好得多的曲 我。而县结曲线不能用圆却画出来。活合 定跨府和面量的县线只能用微分方程来计算 我用这些知识帮助两位师傅设计 渠道和桥梁 他们才开始承认知识的价值 以后我义 告诉他们各种计算“水“和其他三角函数的方法。从此以后，同伴们都变得非常支持我学习数 学了，尽管他们有时侯还是不明白学习英语有什么用。 一九七六年毛泽东死后，四人帮不久就被速捕了。这个事件后，整个国家的政治气氛每 天都在变化。大学入学者试制度恢复了。( 一九七七年以前，大学入学凭“成分“，由“单位 推荐政治上与单位好的人进大学。)一天，场部的一位干部找我谈话，通知我场部的领导要调 我到场部的干部子弟中学教高中的数学。这位干部告诉我，建新农场的高中缺少数学教师 李场长为了提高干部子女考上大学的比率，决定调数学好的犯人去教毕业班的数学。他还说 农场有几十个已高中毕业的干部子女，现在正在农场劳动，找不到工作，李场长决定由场部 出钱，把他们组织起来办一个补习班，帮助他们考大学。我将是帮助他们准各数学的人。这 位干部还问我，“你用你的数学知识设计过一些很好的拱桥和渡槽（悬空的渠道）吧？“我点点 头，心想， 大概李场长从这些拱桥知道我的数学不错 这位干部要我把行李背到场部招待所。到了那里，我才知道补习班就设在场部招待所，我 和学生都住在那里。招待所有一排两层楼房，一排一层的房子。我被安排在一间有两张床的 房间里。房间非常清洁（可能是我把它与我的监房相比），被子散发若清新刚洗过的气味。躺 在综绳编织的绷子床上与监房里睡水板床的感觉比起来有如天壤之别。我放下行李，躺在床 仔细观察粉刷得精致的天花板 心里感 有好多年没有睡过这种床 一个人 住过一间房子了。朝走廊的窗子很大，房子里显得十分明亮。我的感觉就好象做梦一样，犯 一这种象奴隶一样的身份，怎么会一个人在没有监视的情况下躺在这窗明几净的地方 呢？我马上写信，请我大妹妹杨晖给我寄几件没有劳改字的新衣服来。第二天我走进教室看
顶反革命份子的帽子，你一辈子也翻不了身，不说讲洋话，中国话都没你讲的份！" 我那天受了这个气，就留意找机会去找建新农场的场长。场部靠近三大队，只有十来分 钟的步行距离。有次我在建筑房子时，李场长到三大队来检查工作，我看到一个周围没有其 他干部的机会，走过去："报告场长，我有个事想不通！"李场长看去比他的下级干部要和善 一些，问我有什么事。我把三大队干部总是没收我的毛主席语录、北京周报的事讲了一通。 李场长反问我："监规不是不准用外语交谈吗？""但我没有与任何人交谈，我只是自己看这些 政府的出版物呀！"李场长沉思片刻后警告我："你以后要保证不与他人用外语交谈！"这次告 状后，再没有人来搜查我的英文材料了。 犯人们也不懂我为什么要化这么多的时间学数学和英文。我的泥工师傅王金国和师弟卢 国安就非常不以为然。他们的休息时间都用来打扑克，下象棋。王金国看到我把一块木板垫 在盘坐的腿上在昏暗的电灯下作数学作业，抄写英文单词，朝我喊道，"书呆子，下床来下棋 打牌呀，坐牢本来就是脚鱼吊在壁上——四脚无靠，又痛又苦，你何必还要自己找更多的苦 呢，一把刀子挂在壁上不好，你却要把它挂在自己的脖子上——没事找苦吃！来，下来与我 们一起叫化子搞屁眼——快活一番！"我时常听到这类风凉话，听多了也有点不舒服。特别是 我跟王金国学建筑技术，我是他的学徒，他是我的师傅，他总是利用机会证明我的高等数学 不如他的实际技术有用。他和另一个泥工师傅杨自力一块设计了一座房子，不用任何图纸， 整个房子全在他们脑子里。他们自己负责施工，他带着卢国安几个学徒用几个月时间建成 。王金国到了告诉我技术关键时总是忘不了提醒我，"我不懂一点数学、'学数'，你看我一样 设计房子，施工建筑。"那座给干部住的房子完工后，我基本懂得了他们的设计和施工方法。 他们也计算斜率，但方法极为原始，他们称斜率为水，遇到边角的互相转换，既不会用三角 函数公式，也不会查表，更不用说用微积分计算应力的最佳分布了。我终于找到了一个证明 我的学习价值的机会。三大队有不少灌溉渠道和桥梁。杨自力和王金国师傅总是用圆弧曲线 来设计渠道或桥梁的形状。我从高等数学知道，悬链曲线是比圆弧曲线受力状态好得多的曲 线。而悬链曲线不能用圆规画出来，适合一定跨度和重量的悬链线只能用微分方程来计算。 我用这些知识帮助两位师傅设计了一些渠道和桥梁，他们才开始承认知识的价值。以后我又 告诉他们各种计算"水"和其他三角函数的方法。从此以后，同伴们都变得非常支持我学习数 学了，尽管他们有时侯还是不明白学习英语有什么用。 一九七六年毛泽东死后，四人帮不久就被逮捕了。这个事件后，整个国家的政治气氛每 天都在变化。大学入学考试制度恢复了。(一九七七年以前，大学入学凭"成分"，由"单位" 推荐政治上与单位好的人进大学。)一天，场部的一位干部找我谈话，通知我场部的领导要调 我到场部的干部子弟中学教高中的数学。这位干部告诉我，建新农场的高中缺少数学教师， 李场长为了提高干部子女考上大学的比率，决定调数学好的犯人去教毕业班的数学。他还说， 农场有几十个已高中毕业的干部子女，现在正在农场劳动，找不到工作，李场长决定由场部 出钱，把他们组织起来办一个补习班，帮助他们考大学。我将是帮助他们准备数学的人。这 位干部还问我，"你用你的数学知识设计过一些很好的拱桥和渡槽(悬空的渠道)吧？"我点点 头，心想，大概李场长从这些拱桥知道我的数学不错。 这位干部要我把行李背到场部招待所。到了那里，我才知道补习班就设在场部招待所，我 和学生都住在那里。招待所有一排两层楼房，一排一层的房子。我被安排在一间有两张床的 房间里。房间非常清洁(可能是我把它与我的监房相比)，被子散发着清新刚洗过的气味。躺 在综绳编织的绷子床上与监房里睡木板床的感觉比起来有如天壤之别。我放下行李，躺在床 上，仔细观察粉刷得精致的天花板，心里感慨万千。有好多年没有睡过这种床，没有一个人 住过一间房子了。朝走廊的窗子很大，房子里显得十分明亮。我的感觉就好象做梦一样，犯 人——这种象奴隶一样的身份，怎么会一个人在没有监视的情况下躺在这窗明几净的地方 呢？我马上写信，请我大妹妹杨晖给我寄几件没有劳改字的新衣服来。第二天我走进教室看
到学生们时，才明白，我的劳改身份并不一定与衣服上的字有关，而是深深印在人们的心里 我走进教室时，学生们都端坐者一动不动，用奇怪的眼神打量若我。这无疑是大声提醒我记 住我的半奴半主的身份 。我知道，中学 小学生在老师进课堂时要全体起 老师齐 声说“老师好！“但对我这个劳改犯老师，他们都端坐不动。看起来这是当局已经向他们交代 过了。学生们都了解我的劳改身份，并被要求与我保持距离。两天后，有同学来问功课，我 才发觉他们全称我“杨先生“而不称“杨老师”。那时的中国，先生、太太、小姐的称呼一律不 用，大家互称同志，学生称教师为老师。 一九七五年，毛泽东周恩来曾下令释放被作为历史 反革命“关在监狱 国民党旅长以上的官员。这 人释 后， 再是犯 但官方也不愿 他们为同志，于是就称他们为先生，意思是法律上不再是犯人，但政治上仍不是同志，而是 敌人。我想年幼的学生是不会想到用这个政治意味微妙的称呼叫我的，当然是当局挖空心思 想出来的主意。他们既要利用我的知识来帮他们的孩子考大学，又要孩子们明白我的身份。 我的生活环培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不再与犯人一块吃饭，我每天可以到场部的干部食堂吃 饭，那里的伙食极便宜，质量却很好。同样质量的菜，价格大概是茅丝铺饭馆里的五分之 这自然是因为所有原料供应都来自犯人的产品，而产品的价格却由干部任意决定 那时场部中学的学生人数正在扩张，大概因为干部的孩子们都渐渐长大，所以教室不够用。 离学校半里路远的招待所将一间小刻堂让出来给学校做教室。我教的两个班中，有一个班就 在这个小礼堂上课。这个班的班主任叫赵晋相，从她的名字看出，她父亲是从山西（晋）南下 的干部， 她母亲是地的妇女。她长得象个详娃雄。留著两条不长不短的。她的九公空 就在招特所小礼边。校长第 A1 到如 的办公室把我介绍给她时说 这是新来的数 老师杨先生”，又问我介绍她，这是你教的高 班的班主任赵晋湘同志。“这个“先生”对照 同志”的介绍在我听来是如此耳，特别是在这位漂亮的女同志面前使我很不舒服。但是赵 晋相满面笑容，没有一点隔圆的样子。她连忙拉过一张椅子，向我让座。地告诉我她教两个 班英语，她的声音加此好听，使我有点不知所措，大概是我自一九六八年以来，从沿有陌生 的女孩子如此热情友好地与我面对面地交谈的缘故 二天上课时，她看去对学生很厉害，大概是因为她年纪轻，想用装出来的威严来树立 在学生面前的威信，但使我感动的是，她正式向她的学生介绍了我 一杨先生。在其他班 没有人向学生介绍我是谁。我只是悄悄地来了。但我知道，详细的介绍早在我来之前己作过 ?。我从不在乎他们怎样在背后复样向学生介绍我 个反革命份子，劳改犯人。我心里 在说，“你们看不起我，我还看不起你呢！我靠本事吃饭，高级文化总 容化或征服低级文化 但赵晋湘简短地向她的班级介绍了教数学的杨先生“后，我 里却十分难过，不知道当 如何向这位漂亮的姑娘介绍我的“反革命“罪行的。 我教了 一个是期的数学后，学生们深渐克欢我。我也发现在他们心目中，我有三重身份： 既是个写过出名的反动文章"中国向何处去？的反革命份子，又是个长沙来的见过世面的高 子女，还是个交书很号学生欢迎、反应灵敏的有本事的人 我发觉这个学 交也缺少高中物理老师 不久李场长把何敏和调来补这个缺。老何那时已 满刑，被强迫在农场就业。即使是刑满就业人员来教书也是非常不合常规的安排，因为那个 时候，教书属于“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工作，有极重要的政治地位。大概只有李场长这种 土皇帝才有权力作出这种不合常规的安排。老何与我睡一个房间，教毕业班的物理加辅导考 大学补习班五十个青年的物理 赵晋湘的班远离中学，所以上课下课的时间都由她看表掌握。我和何敏和都没有表， 以我们在赵晋湘班上上课时 ,她总是会按时从她的办公室出来通知我们下课。有天赵晋湘把 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十分信赖地说：“杨猿光， 这个称呼使我感到意外，因为听起来比 杨先生“舒服多了，但也使人仍有一点别扭，如果我不是个反革命份子，她一定会称我为小杨 或杨老师一一“我把手表留给你，你自己掌握这个班上下课的时间，我明天要去岳阳进修
到学生们时，才明白，我的劳改身份并不一定与衣服上的字有关，而是深深印在人们的心里。 我走进教室时，学生们都端坐着一动不动，用奇怪的眼神打量着我。这无疑是大声提醒我记 住我的"半奴半主"的身份。我知道，中学生、小学生在老师进课堂时要全体起立，向老师齐 声说"老师好！"但对我这个劳改犯老师，他们都端坐不动。看起来这是当局已经向他们交代 过了。学生们都了解我的劳改身份，并被要求与我保持距离。两天后，有同学来问功课，我 才发觉他们全称我"杨先生"而不称"杨老师"。那时的中国，先生、太太、小姐的称呼一律不 用，大家互称同志，学生称教师为老师。一九七五年，毛泽东周恩来曾下令释放被作为"历史 反革命"关在监狱里的国民党旅长以上的官员。这些人释放后，不再是犯人，但官方也不愿称 他们为同志，于是就称他们为先生，意思是法律上不再是犯人，但政治上仍不是同志，而是 敌人。我想年幼的学生是不会想到用这个政治意味微妙的称呼叫我的，当然是当局挖空心思 想出来的主意。他们既要利用我的知识来帮他们的孩子考大学，又要孩子们明白我的身份。 我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不再与犯人一块吃饭，我每天可以到场部的干部食堂吃 饭，那里的伙食极便宜，质量却很好。同样质量的菜，价格大概是茅丝铺饭馆里的五分之一。 这自然是因为所有原料供应都来自犯人的产品，而产品的价格却由干部任意决定。 那时场部中学的学生人数正在扩张，大概因为干部的孩子们都渐渐长大，所以教室不够用。 离学校半里路远的招待所将一间小礼堂让出来给学校做教室。我教的两个班中，有一个班就 在这个小礼堂上课。这个班的班主任叫赵晋湘，从她的名字看出，她父亲是从山西(晋)南下 的干部，她母亲是本地的妇女。她长得象个洋娃娃，留着两条不长不短的辫子。她的办公室 就在招待所小礼堂边。校长第一次把我带到她的办公室把我介绍给她时说，"这是新来的数学 老师杨先生"，又向我介绍她，"这是你教的高二一班的班主任赵晋湘同志。"这个"先生"对照 "同志"的介绍在我听来是如此刺耳，特别是在这位漂亮的女同志面前使我很不舒服。但是赵 晋湘满面笑容，没有一点隔阂的样子。她连忙拉过一张椅子，向我让座。她告诉我她教两个 班英语，她的声音如此好听，使我有点不知所措，大概是我自一九六八年以来，从没有陌生 的女孩子如此热情友好地与我面对面地交谈的缘故。 第二天上课时，她看去对学生很厉害，大概是因为她年纪轻，想用装出来的威严来树立 在学生面前的威信，但使我感动的是，她正式向她的学生介绍了我——杨先生。在其他班， 没有人向学生介绍我是谁。我只是悄悄地来了。但我知道，详细的介绍早在我来之前已作过 了。我从不在乎他们怎样在背后怎样向学生介绍我——一个反革命份子，劳改犯人。我心里 在说，"你们看不起我，我还看不起你呢！我靠本事吃饭，高级文化总会溶化或征服低级文化！ "但赵晋湘简短地向她的班级介绍了教数学的"杨先生"后，我心里却十分难过，不知道当局是 如何向这位漂亮的姑娘介绍我的"反革命"罪行的。 我教了一个星期的数学后，学生们逐渐喜欢我。我也发现在他们心目中，我有三重身份： 既是个写过出名的反动文章"中国向何处去？"的反革命份子，又是个长沙来的见过世面的高 干子女，还是个交书很受学生欢迎、反应灵敏的有本事的人。 我发觉这个学校也缺少高中物理老师。不久李场长把何敏和调来补这个缺。老何那时已 满刑，被强迫在农场就业。即使是刑满就业人员来教书也是非常不合常规的安排，因为那个 时候，教书属于"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工作，有极重要的政治地位。大概只有李场长这种 土皇帝才有权力作出这种不合常规的安排。老何与我睡一个房间，教毕业班的物理加辅导考 大学补习班五十个青年的物理。 赵晋湘的班远离中学，所以上课下课的时间都由她看表掌握。我和何敏和都没有表，所 以我们在赵晋湘班上上课时，她总是会按时从她的办公室出来通知我们下课。 有天赵晋湘把 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十分信赖地说："杨曦光，"——这个称呼使我感到意外，因为听起来比" 杨先生"舒服多了，但也使人仍有一点别扭，如果我不是个反革命份子，她一定会称我为小杨 或杨老师——"我把手表留给你，你自己掌握这个班上下课的时间，我明天要去岳阳进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