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 9 年编译的《佐治刍言》，就是这样一本初级教育水平的“西学”政治经济学 课本。再如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的《万国公报》，也是宣传文明等级 标准的重要推手，其影响至为关键。这些传教土的忠实读者中有一大批杰 出的晚清维新人士，其中就有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马君武等。 在传教士译介的欧美文明优劣的标准中，有一条被屡屡提及，那就是： “教化之地位，以女人之地位为衡”。想不到，这样一个有关文明教化的标 准，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中国，竟然引起严重的政治反应。本书宋 少鹏撰文指出，妇女问题一跃而上升为晚清社会变革的核心议题，废缠足， 倡女学，一时呼声高涨，不完全是因为维新人士忽然都拥护女权，深究起 来，那是由于他们感受到来自欧美文明等级的沉重压力。文章中，她还把 文明等级的标准形象地概括为“西洋镜”，指出晚清的维新人土就是在这 个文明的魔镜里，看到了中国社会的“半文明”或“野蛮”的镜像，一边痛 心疾首，一边又与之认同，所以，摆脱这个镜像才是他们出来倡导女学的 真正动机。宋少鹏对邹容、梁启超、马君武等人著作的再诠释，还揭示了 一个被长期遮蔽的问题一在晚清的富国强兵论述后面，藏有一个文明论 的政治经济学的性别基础，这突出表现在晚清知识界的一个共识中，即认 为缠足的恶果在于它损害国民之母的身体，因而连带损害国民的整体素质： 更严重的是，他们指责裹脚女子“不生利”“只分利”，①乃国民生计之大害， 而梁启超正是在这个逻辑上倡导女学的。 无论考察“西学”的产生和编译活动的关系，还是从文明“西洋镜”的 角度重新观察近代话语的传播，这里不能不生出一个疑问：欧美人的世界 观和知识结构，究竟是如何演变为中国人自己的世界观和知识结构的？这 个问题经常被近代史的研究者所忽视，可是它至关重要。尽管晚清的士人 ①梁启超所说的“不生利”“只分利”，是指女子不参加社会劳动。这显然是偏见，详见本书宋少鹏的文章
:10 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 不像日本精英那样主张“脱亚入欧”，但他们或是公开承认，或是默认了自 己“半开化”的文明身份。这一点我们在郭双林和宋少鹏的研究中看得十 分清楚。问题是，文明等级论不但在晚清和民国时代被人们普遍接受，它 至今还驱动着人们的发展观，刺激着人们对历史进步的想象。那么，文野 之分如何成为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文明论与进步主义历史观之间又有什 么关系呢？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在1859年问世之时，进步主义历史观已大行 其道，社会阶段论和文明等级论也已成常识。法国思想家基佐(Francois Guizot)的《现代欧洲的文明史》一书，出版在达尔文之前，不仅风靡欧洲， 一时成为经典，而且影响至远。这本书为了对进步主义历史观进行系统表 述，必然首先界定欧洲文明，而欧洲文明的界定又势必以非欧洲为限度， 正如“我”必以“非我”为限度。那么，如何界定非欧洲文明？世界史写作 的出现，似乎就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但这里的循环逻辑是，世界史本身 也是以欧洲设立的文明等级为大前提。程巍为本书撰写的文章中，对弘扬 文明等级的世界史写作做出了深刻的分析，他的论述充分显示，进步主义 的历史观离不开文野之分，反倒是受到文明等级标准的制约。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将这个进步主义的历史观推至顶峰。程巍提醒我 们，黑格尔在19世纪初在柏林大学讲演历史哲学，秉承的恰恰是文明论 的意识形态。当黑格尔阐释“世界精神”如何由蒙昧状态，抵达自觉意识， 最终在德意志的大地上实现自身的过程中，他明确将中国放在了“半蒙昧 半文明”阶段。此外，语言文字的物质形态对于黑格尔历史哲学的重要性， 也体现在他把中国的语言文字作为“半蒙昧、半文明”的证据之上。这不 奇怪，因为语言进化论从来都是进步主义历史观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通 过反思文明论和进步主义历史观之间的密切关联，程巍进而把晚清和民国 废除汉字或汉字拼音化的诸种努力，也放在新的视野里进行观照和审视
序言：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11 总体来说，程巍的研究不但有效地阐释了语言进化论与文明等级论之间内 在的逻辑关系，而且对我在上面提出的问题一欧美人的世界观和知识结 构如何转化为中国人自己的世界观和知识结构一提出了有效的解答。 :启蒙理性的世界景观 无论是梁展笔下的国家理性一人种分类、民族志、国家财富、人口 统计和国民规训等，还是程巍对进步主义历史观和语言进化论的层层剖析 这些研究都不是在就事论事的意义上探讨文明等级的标准，而是将视野投 向更加广阔的地缘政治和由文明等级所建构的现代世界秩序。本书作者 孟悦选择了另一个角度，检讨启蒙理性在语言和生命形态之间所建立的对 应，尤其是物种与自然秩序，以及它们与文明等级论的关系。她的出发点是， 启蒙理性从文明等级的制高点，将自然界动物、植物、矿物等世界万物 尽收眼底，实行分类，试图建立一套全面的系统知识。林奈(Linnaeus)的 命名体系和分类法，是欧洲第一套理性的植物命名系统，被认作是文明科 学的基础知识。当林奈的植物体系被译介到中国时，传统中国的植物学知 识马上被纳入文明等级论的框架之中，被赋予原始和半开化的身份。孟悦 对这个双重的等级排列一植物系统和文明等级一提出质疑，她问：等 级排列到底掩盖了什么样的差异、碰撞和冲突？她发掘出清代植物学家吴 其溶的《植物名实图考》，将其与林奈的植物命名系统进行了对比。这两种 截然不同的知识范式之间的根本冲突，不单体现在认识论上（福柯所说的 “词与物”)，或者有关植物知识的客观属性（所谓科学真理）上，它还尖锐 地体现在资本主义对地球的经济作物和生产技术的掠取上。孟悦引入“植 物猎手”的意象，以此概括林奈植物分类学背后的世界经济秩序。从欧洲 的“植物猎手”（如林奈自己的学生）远渡重洋为帝国采集标本，到植物园
:12 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 展览会、学术报告和游记写作等话语实践，不难看出，林奈的植物命名系 统不仅关乎理论贡献或科学知识，而是直接介入了对现代世界秩序的创造。 从这个角度来看，世界博览会(World Fair,亦称Exposition Universelle), 这一19世纪的新鲜事物，即使在1851年没有被英国人创造出来，那么 迟早也会有人去发明。世博会的展览将地球上的动植物秩序和世界文明 的等级并列呈现，是现代地缘政治最好的自画像。本书收入的姜靖的文章， 集中研究早期世博会举办的有色人种展览，考察文明等级论如何在视觉 乃至实物标本的文化实践层面上向全世界普及和传播。无论是伦敦的水 晶宫世博会、巴黎万国博览会、美国费城博览会，或是日本人多次举办 的内国劝业博览会，我们经常看到的空间安排是，人类馆与动物馆，非 相邻，即相望，非常形象地制造出一个进化论历史的空间景观。在姜靖 的研究之前，还很少有学者关注“支那人”曾被当作低劣人种在欧洲展览 的事实，而这种做法其实在早期的世博会里就经常见到。清廷大臣郭嵩 焘曾亲临1878年的巴黎万国博览会，他在日记中披露曾见到一个“病态 人种馆”，里面展览的竟是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以及身上文满图案的 土著人种。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1903年，日本人举办大阪博览会时， 也如法炮制，邯郸学步地在人类馆内展览“支那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唯 独不展览日本人自己。不过，这个别出心裁的做法，马上遭到赴日中国 留学生的公开抵制。 世博会多次举办的有色人种展览，无疑为文明等级的话语提供了最直 观的视觉教育，这比中学地理教科书更加生动、更有说服力。姜靖强调指 出，除了商业娱乐的目的，有色人种在世博会现身说法，不但被当作自然 史的活标本展览，而且还充当了欧美人种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学术研究对象； 事实上，的确有不少人类学家直接参与了人类馆的策划和组织，日本也不 例外。上面提到的大阪博览会的人类馆，就是在坪井正五郎的亲自指导下
,序言：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 13: 建成的，而此人正是日本人类学的鼻祖。在万国博览会诞生后短短几十年 之内，日本民族就从人类学的研究对象，转化为人类学的主体，进而开始 研究其他的有色人种。这样的转变难免会使读者进一步联想，当人类学进 入中国的时候，这个学科究竟扮演了怎样的历史角色？本书中刘大先的文 章就试图解答这个问题。 前文提到，现代学科与文明等级论的共生关系极为密切，人类学尤其 如此。作为一个新兴学科，人类学脱胎于欧洲人在海外的殖民经验，它研 究的对象是殖民地的土著。日本人类学的兴起也和日本对朝鲜以及中国的 台湾和满洲地区的殖民统治直接有关，其研究对象同样是日本殖民地的土 著。那么，谁是中国人类学家的研究对象？刘大先对晚清和民国的人类学 (和民族学)话语进行了回顾与分析，他认为，中国人类学家同样接受了 文明等级论的逻辑，然后也同样将其本土化。与日本不同的一点是，中国 的第一代人类学家把欧洲殖民地的治理理念主要应用于本国少数民族、特 定汉人社区、偏远地域和边缘族群。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等人的早期 工作即是代表。但是，应该特别指出，这种置换对象的努力始终充满了张力， 导致“以自我为西方的他者”和“从自我分解出他者”的两个模式共存。这 种深刻的矛盾状况直到解放后学科改制，人类学被社会主义的民族学取而 代之，才有所改观。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社会阶段论仍然将少数民族纳 入线性的历史发展脉络，也未能摆脱文明等级的逻辑。面对全球化带来的 新殖民主义文化消费热，刘大先总结道，人类学进入中国以来，虽然历经 了种族范式、国族范式、中华民族范式及至最近的族群认同，但万变不离 其宗，文明与野蛮始终是其中的隐形逻辑，驱动着现代化的欲望，直至今天。 放眼全球，文明论于今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潜移默化，更加深入人心。 在中国，它作为一个内在的历史逻辑，依然在推动着今天的发展主义；在 欧美国家，它更是屡屡成为威胁世界和平的导火索。历史证明，当这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