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本身是“逝者如斯夫，不含昼夜”。 显然，在历史思考中应用“结构”这个概念，不该是用来论证 黑格尔哲学传统里“东方社会”或者“亚细亚生产方式”这类先天 上固定的本质。它应该是用来指示某一个历史时段内相对稳定 的因素，而这些因素之间又出现相互联系性，可以让我们用“结 构”的概念去综括之。“历吏”本身就代表变化，没有概念的魔术 师能改变这个事实，然则，历史如何被“结构”这个观念取消呢？ 用结构观念研究历史的佼佼者是法国年鉴学派的布罗代尔 (Fernand Braudel),他用史料论证：在整个l6世纪，地中海地区 的人地关系呈现出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这个结构既不同于 15世纪也有异于17世纪，自然也使它不同于其他地区。但这 个16世纪只是一个“时段”，如果我们想论证地中海这个大区在 整个近代初期都具自身特色，令它与其他地区判然有别，我们不 妨把“时段”拉长，进一步探讨该区在15、16、17世纪这三个时段 间的共同关联性，归纳出这个更长“时段”里的相对稳定的因素 如果我们想论证地中海区由古至今都有自身的特色，在理论上 是可以设想一个极长“时段”作为操作单位的。 当然，把中国上下三千年当作一个“长时段”的，并无人尝试 过。它是否为人接受，该视其有否说服力，而不孩是理论上的一 种绝无可能性。从理论上对它作出本能式的排斥者，是出于把 历史时序和逻辑时序两者混淆。 这个混清，也出现在历史学是否可以像自然科学般作出预 测的论争里。历来都有人具历史学可以预测来来的信念，但他 们是混淆了两种时序。自然科学式“预测”所赖的因果关系是出 现在逻辑对序中的。例如说，1605年英国天主教徒在国会的地 道中埋藏炸药行刺整个王室的案件，如果得遥，造成划时代的大 案，我们该如何做出因果关系的解释呢？物理学家会说导因是 火柴，化学家会说导因是火药，而历史学家如果也想诉诸自然科
新千年版序 3 学式的因果律，则会考察人文因素：有些史家会说导因是宗教改 革后英国的国教政策，而马克思主义史家会认为是封建残余对 斯兴资产阶级的反扑，其之所以失败亦有其“必然性”。无论如 何，如果这几种说法都设定在任何时空底下凡出现相同的因就 会有同样的果，其解释的架构都是逻辑性的，是超越任何特定时 空的因果关系之先后排列。 但是，职业历史学家所处理之对象无一例外是独一无二的 历史时序(historical timeline):它是必须标明某年某月某日某地 某人物的叙事形式。这个时序一一典型的例子是五经中的《春 秋 一一只是在时间中发生的事件的一个进程，并没有普遍性的 意义。但历史学家如果要解释某一事故的“前因后果”，就必须 把该新殊事故纳入上述那种具普遍意义的因果律的框架中。也 因为如此，历史学家只能“解释”已经发生的，而不能预测未来。 他如果把独一无二的历史时序和因果关系的逻辑时序混淆的 话，则会把自己变成“灵蝶”，亦即是在某一特殊时地的事故发生 后，去预测另一个特殊时地的事故必然会随着发生，而其假冒的 逻样必然性则会堕落为活神仙式的“宿命论”。 本书中谈的“深层结构”显然并非历史时序，但也不属于普 遍适用于任何时空的因果关系范国，确切一，点，该说是一种针对 特定范围一中国—的共时性(synchronicity).设定。书中无 疑举了许多历史例证，但是处理方式并不同于一般职业历吏学 家，而是把它们归入我所谓的“表层结构”现象，亦即是属于特殊 性领域。书中的“深层结构”概念既然是一种相对稳定性的设 定，而不是一种“亚细亚”式的先天不变性，因此，并不存在它是 否在“将来”甚至在“现在”会遵改变的问题。 “深层结构”在理论上是可以被全面解构的。但我既然是把它 设定为“中国”在历经变化后仍保持它自身特殊认同的因素，因此， 在可见的将来，仍预想这个相对稳定性的某一程度之持续。有了
4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这个断的体会，才为新千年版写出如下的新结论： 在本书里，中国文化以十分负面的形象出现，那是因为 它被枚置入一个由他人缔造的“现代”世局中，一切条件对 它来说都是不利的，用来衡量它的所有标准也必然是异化 的。但这个“现代化”该不断被重新定义。中国文化的“文 法”规则能否老新的世局里创造出簇新的佳句妙句，我们将 拭目以待 我充分理会到这个结论与本书的蒸调之间会产生极大的不 协调。 这就牵涉到本书是否已失去“时效”的另一种顾虑。既云作 者“重新打开这本书的时候，恍如再次阅读一部陈年的日记，里 面的思想情愫既曾相识又备感陌生”，那么，它的看法是否充满 偶然性，只反映作者某个时期的思想，而如今已事过境迁？ 的确，读者会感到本书的行文是炽热的，但不是炽热的爱国 主义，而是对自身文化的一种接近白热化的反感。这种反感是 如此的强烈，以至由它启发的文化批判远远超出一般的国民性 批判。本书的特点·正在于它不是泛泛地罗列几项或十来项国 民的“劣根性”然后提出老生常谈的补救之道，而是近乎千刀万 刚式的切割。这个浓烈的感觉，是只有身处其中而又想全力地 挣脱出来才有的感觉。如今，作者已经居美三十余年，去国已 久，纵使分祈能力远胜于前，但已经没有了当时的心境，因此无 可能再写出二十年前的东西。 在这里，又回到本书是否已失去“时效”的顾虑。要消弭这 重顾虑，作者提出一个不寻常的解答：具有永久性价值的观点， 往往是由独异的角度出发的。这种独异角度不只是白独异的人 提出，而多半由一个人生中出现某些时刻的独异条件所提供
新千年版序5 因此，这些对刻虽然短暂，这些条件纵使不会重现，却并不意味 它们的结晶之价值也是短暂的。相反的，这个结晶应该属于珍 禽异葩一类才对。 关于我个人的独异性（亦算是毛病），或许可简括为“最高叛 国罪”症候群。自从成为美国公民以后，我就一直在从事美国文 化的批判，而且也是细微末节地批深批透。这个已经进行了十 年以上的写作计划曰《杀母的文化》，读者请拭目以待。 2003年12月11日 写于美国佛罗里达州新斯牟尔纳海滩
修订版序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于1983年面世以来，一直获得 各方面的反应，但是有深度的批评还没有看到过。因此，这个批 评还得由我自己去进行。同时，在书出版了之后，我的一些看法 也有改变，借此修订的机会将它们包括进书内。 对这本书较常见的反应是：“它如何去救中国？”关于这 点，我确实没有答案，书也没有一个结束语。在有机会与读者面 谈的场合中，我的答复总是：“这本书是我个人的陈词。”换而言 之，“救国”原非写此书之目的，它只是表这了一个人与其原生文 化之间的疏离而已。以一个“个人”身份，毋常借着“替中国找 出路”的名义，而斗胆反映一己与文化之间的异化，这已经是 种立场一也就是我主张的确立“个人”的一个表现。 此外，就是对本书有否严格地采取了结构主义方法的质疑。 在这里我必须澄清：我的“结构”概念是一个比喻。它并不像列 维施特劳斯那般想确立人类心灵的基本文法规则。事实上，这 类尝试已归失败。如今，对“叙事”有了解的人，都只把它看作 种意义的编织。任何叙事都能说明一些现象，甚或“发明”现象 之间的一参关联。在此意义下，思想与艺术创造的距离应可拉 近。 在原版中，我用语言的文法结构去比喻文化的深层结构，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