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师大女附中“八五事件”谈起 叶维丽 作为1966年文革开始时原北京师大女附中（现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 学)在校学生，我对1966年8月5号女附中卞仲耘校长被害致死的一案(“八 五事件”)的关注和调查，从2001/02年开始，断断续续有十来年了。主要的研 究结果，是2006年用英文发表的一篇学术性文章，该文在网上有经我授权的中 文译文（白芳，“卞仲耘之死”，发在www.edubridge.com(二闲堂）“来稿存 真”档中/译文省略了原文大量注释)。中英文文章的影响均有限。 去年以来，《记忆》杂志提供平台，为围绕卞校长之死一案的女附中文革做 了几期专辑，我在《记忆》第47期发表了一篇题为《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的 短文，主要是讨论近年来关于“八五事件”的两个不同叙述或“版本”。 按说，要说的话差不多都说了。下面这十条，有些是重复说过的观点，觉得 不妨再说一遍，有些是多年来憋着没说的话，有些则是最近看到有关讨论（纸媒 和网上的)而新生的感触。拉拉杂杂，没有系统，写着写着，就成了“十全大补”： 因为是杂感，表达上也不严谨。但不管怎样，在这些想法的背后，确是一个当年 16岁、如今60岁的人，对少年时代身历的一段国家往事的不敢遗忘，是对能有 此不易之机会与读者再次交流的珍惜，也是表达对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特立 独行、勇于直面历史的《记忆》杂志由衷的感激和支持。 在正文之前，我想就自己的“双重身份”讲几句不应算做多余的话。做历史、 特别是审视本人亲历的历史事件，无法回避研究者本人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 在调查写作“卞仲耘之死”的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我所具有的双重身份：一方 面，我是个史学工作者，同时，我也是一名1966年在校的女附中学生，是广义 上“学生斗老师”（王友琴女士语）那代人中的一员。这个双重身份，使我在面 对卞校长之死“谁之责”的问题时，无法站在“外面”或“高处”来评点事件、 臧否人物，而是把自己“放进去”，怀抱愧疚忏悔之心，感受历史难承之重，即 使“八五事件”发生时我本人并不在场。 第一次见到卞校长丈夫王晶垚先生时，在送给他的一本书的扉页上我写了下 面的话：“作为女附中学生，我感到有罪”。面对王先生，我恍如见到多年前遇 难的卞校长，这时，我就是当年女附中的一名学生，背负着这个学校有史以来最 沉重的集体耻辱。这样一种逐步获得的自觉帮助我从不同的视角来感受和分析与 “八五事件”有关的问题。 一.不能脱离历史场景和语境 做史，切忌做事后诸葛亮，但这又往往是最难避免的。身在历史现场中的人， 是无法预知事件会如何发展的。历史工作者面临的一个基本挑战，不是“还原历 史”，因为历史无法“还原”，而是尽可能将你所研究的历史事件放到它所发生 的历史场景和语境中去（这里涉及研究者如何理解和建构当年的场景和语境）。 文革发生在四十多年前，和今天已经隔了几个时代。今天的我们，站在道德高地 上容易，持有“历史感”难。对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来说，所谓“历史感”，其 实是当年我们每个人生存须知的常识
由师大女附中“八五事件”谈起 叶维丽 作为 1966 年文革开始时原北京师大女附中（现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 学）在校学生，我对 1966 年 8 月 5 号女附中卞仲耘校长被害致死的一案（“八 五事件”）的关注和调查，从 2001/02 年开始，断断续续有十来年了。主要的研 究结果，是 2006 年用英文发表的一篇学术性文章，该文在网上有经我授权的中 文译文（白芳，“卞仲耘之死”，发在 www.edubridge.com（二闲堂）“来稿存 真”档中/译文省略了原文大量注释）。中英文文章的影响均有限。 去年以来，《记忆》杂志提供平台，为围绕卞校长之死一案的女附中文革做 了几期专辑，我在《记忆》第 47 期发表了一篇题为《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的 短文，主要是讨论近年来关于“八五事件”的两个不同叙述或“版本”。 按说，要说的话差不多都说了。下面这十条，有些是重复说过的观点，觉得 不妨再说一遍，有些是多年来憋着没说的话，有些则是最近看到有关讨论（纸媒 和网上的）而新生的感触。拉拉杂杂，没有系统，写着写着，就成了“十全大补”； 因为是杂感，表达上也不严谨。但不管怎样，在这些想法的背后，确是一个当年 16 岁、如今 60 岁的人，对少年时代身历的一段国家往事的不敢遗忘，是对能有 此不易之机会与读者再次交流的珍惜，也是表达对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特立 独行、勇于直面历史的《记忆》杂志由衷的感激和支持。 在正文之前，我想就自己的“双重身份”讲几句不应算做多余的话。做历史、 特别是审视本人亲历的历史事件，无法回避研究者本人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 在调查写作“卞仲耘之死”的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我所具有的双重身份：一方 面，我是个史学工作者，同时，我也是一名 1966 年在校的女附中学生，是广义 上“学生斗老师”（王友琴女士语）那代人中的一员。这个双重身份，使我在面 对卞校长之死“谁之责”的问题时，无法站在“外面”或“高处”来评点事件、 臧否人物，而是把自己“放进去”，怀抱愧疚忏悔之心，感受历史难承之重，即 使“八五事件”发生时我本人并不在场。 第一次见到卞校长丈夫王晶垚先生时，在送给他的一本书的扉页上我写了下 面的话：“作为女附中学生，我感到有罪”。面对王先生，我恍如见到多年前遇 难的卞校长，这时，我就是当年女附中的一名学生，背负着这个学校有史以来最 沉重的集体耻辱。这样一种逐步获得的自觉帮助我从不同的视角来感受和分析与 “八五事件”有关的问题。 一．不能脱离历史场景和语境 做史，切忌做事后诸葛亮，但这又往往是最难避免的。身在历史现场中的人， 是无法预知事件会如何发展的。历史工作者面临的一个基本挑战，不是“还原历 史”，因为历史无法“还原”，而是尽可能将你所研究的历史事件放到它所发生 的历史场景和语境中去（这里涉及研究者如何理解和建构当年的场景和语境）。 文革发生在四十多年前，和今天已经隔了几个时代。今天的我们，站在道德高地 上容易，持有“历史感”难。对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来说，所谓“历史感”，其 实是当年我们每个人生存须知的常识
文革中我虽是少年，但也记得当时铺天盖地的“抓叛徒”、“揪特务”、“揭 [历史]老底”风潮。我父母在抗战爆发后离开北平，辗转到抗日前线山西参加抗 战，那时阎锡山领导的二战区，吸引了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但阎锡山 后来成了“反动派”，我父母的这段历史就成了被审查的重点。文革中这样的事 情几乎发生在每个有点经历的人身上，因为“历史问题”而挨整、自杀的人不计 其数，到后来都“一风吹”平反了事。 今天回过头去看，当年所谓的“清查历史问题”，其实是在和历史强词夺理、 胡搅蛮缠，“外调”人员的提问常常令历史当事者啼笑皆非，“清查历史”完全 沦为现实政治的工具。文革后虽然有胡耀邦的“平反冤假错案”，但制造大量冤 假错案背后的脱离历史场景和语境的思维方式，并未得到认真反思，而似乎成为 我们中国人的痼疾。 最近有人指责文革一开始时女附中给校领导贴第一张大字报的人，说这张大 字报的出现最终导致卞校长被打致死。此说令我膛目结舌。如此脱离历史场景和 语境，好似拔着自己的头发以求挣脱地球引力，只能将文革研究引向一条通往天 方夜谭之路。 说到底，无论是女附中的“第一张”大字报，还是除了北大聂元梓七人之外 其他机关学校的“第一张”大字报，都是大势所趋，在一定程度上是那个时代的 “规定动作”，张三不写，李四也会写，和后来发生的暴力没有必然联系。当然， 这“张三”或“李四”，一般来讲是当年的革命积极分子。 二.文革的再次发动和暴力在其中的地位 我自认为本人在卞校长之死研究中两个最重要的观点，一是将“八五事件” 放在“文革再次发动”的政治大背景之中：二是高度重视暴力在这场由最上峰直 接发动的“十级政治地震”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我最关注的人物是最高领 袖，我关注的是他无人可以取代的、决定性的地位。 1966年七月底撤销工作组的决定，不但突然，而且背离了中共指导历次政 治运动的常规，导致了从中央到北京市、区二级的不知所措，造成包括女附中在 内很多基层单位相当程度的无政府状态，达到了最高领袖所希望的“天下大乱” 之效果。此为“文革再次发动”之端倪。领袖放手让学生们“自己解放自己”， 暴力的出现就几乎成为必然，对此，干了一辈子革命的行家们应该比谁都心中有 数。 刘邓式的工作组，用“四清加反右”的方式搞运动，整干部，整学生，但到 底还多少讲究个“度”；此时的文革，则毫无底线了。在一定意义上，文化大革 命经过“再次发动”才真正揭幕，才称得上“史无前例”。女附中的“八五事 件”恰恰发生于“再发动”期间，发生在上层政治激烈震荡（在八届十一中全会 上毛、刘公开摊牌)、中层因思想困惑导致不作为以至瘫痪、基层“革命群众” 拥有前所未有的革命“自主权”（需要强调，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革命的）这几 条“线”的交点上。它有重重的背景，不是一个单纯的“学生打老师”事件。 为什么伴随着“文革再次发动”，首都北京会出现1949年共和国成立以来 从未有过的大规模群众性“红色恐怖”？放纵它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吴思先 生的“血酬定律”可否应用在这里？暴力与“革命”是什么关系？这个关系在
文革中我虽是少年，但也记得当时铺天盖地的“抓叛徒”、“揪特务”、“揭 [历史]老底”风潮。我父母在抗战爆发后离开北平，辗转到抗日前线山西参加抗 战，那时阎锡山领导的二战区，吸引了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但阎锡山 后来成了“反动派”，我父母的这段历史就成了被审查的重点。文革中这样的事 情几乎发生在每个有点经历的人身上，因为“历史问题”而挨整、自杀的人不计 其数，到后来都“一风吹”平反了事。 今天回过头去看，当年所谓的“清查历史问题”，其实是在和历史强词夺理、 胡搅蛮缠，“外调”人员的提问常常令历史当事者啼笑皆非，“清查历史”完全 沦为现实政治的工具。文革后虽然有胡耀邦的“平反冤假错案”，但制造大量冤 假错案背后的脱离历史场景和语境的思维方式，并未得到认真反思，而似乎成为 我们中国人的痼疾。 最近有人指责文革一开始时女附中给校领导贴第一张大字报的人，说这张大 字报的出现最终导致卞校长被打致死。此说令我瞠目结舌。如此脱离历史场景和 语境，好似拔着自己的头发以求挣脱地球引力，只能将文革研究引向一条通往天 方夜谭之路。 说到底，无论是女附中的“第一张”大字报，还是除了北大聂元梓七人之外 其他机关学校的“第一张”大字报，都是大势所趋，在一定程度上是那个时代的 “规定动作”，张三不写，李四也会写，和后来发生的暴力没有必然联系。当然， 这“张三”或“李四”，一般来讲是当年的革命积极分子。 二．文革的再次发动和暴力在其中的地位 我自认为本人在卞校长之死研究中两个最重要的观点，一是将“八五事件” 放在“文革再次发动”的政治大背景之中；二是高度重视暴力在这场由最上峰直 接发动的“十级政治地震”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我最关注的人物是最高领 袖，我关注的是他无人可以取代的、决定性的地位。 1966 年七月底撤销工作组的决定，不但突然，而且背离了中共指导历次政 治运动的常规，导致了从中央到北京市、区二级的不知所措，造成包括女附中在 内很多基层单位相当程度的无政府状态，达到了最高领袖所希望的“天下大乱” 之效果。此为“文革再次发动”之端倪。领袖放手让学生们“自己解放自己”， 暴力的出现就几乎成为必然，对此，干了一辈子革命的行家们应该比谁都心中有 数。 刘邓式的工作组，用“四清加反右”的方式搞运动，整干部，整学生，但到 底还多少讲究个“度”；此时的文革，则毫无底线了。在一定意义上，文化大革 命经过“再次发动”才真正揭幕，才称得上“史无前例”。女附中的“八五事 件”恰恰发生于“再发动”期间，发生在上层政治激烈震荡（在八届十一中全会 上毛、刘公开摊牌）、中层因思想困惑导致不作为以至瘫痪、基层“革命群众” 拥有前所未有的革命“自主权”（需要强调，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革命的）这几 条“线”的交点上。它有重重的背景，不是一个单纯的“学生打老师”事件。 为什么伴随着“文革再次发动”，首都北京会出现 1949 年共和国成立以来 从未有过的大规模群众性“红色恐怖”？放纵它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吴思先 生的“血酬定律”可否应用在这里？暴力与“革命”是什么关系？这个关系在
中国20世纪革命史中是如何形成和确立的？为什么在和平时期成长的一代人会 那么迅速地“拥抱”暴力？… 我提出这些问题，是因为我的文革记忆带着抹不掉的1966年“红八月”的 血迹，也是因为这些问题至今仍然值得追问。 我以为，虽然卞仲耘成为北京（乃至全国）中学生暴力的第一个受害者，但 从文革宏观图景来看，她和她之后一大批受难的基层干部教师以及“地富反坏 右”并不是此一波（也是第一波）文革暴力的真正威慑对象，威慑她/他们这样 毫无还手之力的弱者没有意义，她们是祭坛上的牺牲品，借她们的生命来制造一 种震慑的氛围。文革这样一场前所未闻、最高领袖自毁执政基础的超大规模政治 运动，需要强悍有力的“开场锣鼓”，需要以shock and awe(震慑)来开道。 当年给北京民众留下极端恐怖印象的“红卫兵小将”，是文革第一波暴力的 卖力执行者。多年后我听到一个意味深长的观点，说这些青少年是“天桥打场子 的”，为文革在中国大地的推进清出了“场子”，造出了声势。过去在北京天桥， 一 些街头艺人在演出之前，得用一根绳子拴上一块铁块来回抡，吓得人们纷纷闪 开，一块场地就被腾了出来，这就叫“打场子”。天桥打场子的艺人们并无意伤 害他人，这是与“红卫兵小将”的重要区别。 三.“死了就死了” 我最近常常想，对生命的漠视，不是个别人的问题，当年在我们这代人中相 当普遍。这漠视不仅表现在八五当天暴力的肆意横行，也表现在卞仲耘倒下后， 屎尿失禁，生命垂危，被像弃物一样放在一辆手推车上，很长时间无人理睬，尽 管医院离学校近在咫尺。而卞死后一些学生的反应也表露了冷血和漠视。 在医院里，有人要求医生解剖尸体，以证明卞本来就有病，死因与暴力折磨 无关。第二天，卞死亡的消息由一位党员学生向全校通告。在我看来，这个死亡 通告的关键，是“死了就死了”五个字，它为卞之死定了调子。这个说法出自一 位市级领导，是对文革以来北京市第一起死于非命恶性事件的官方表态，这个表 态后面有文革再次发动的大背景。 “死了就死了”也正是卞身后的遭遇。听到卞死的广播通告后，女附中没有 一个班级或个人公开表示哀悼，有的学生居然鼓掌。只有一位教师给卞家属写了 悼念信，但她既不敢署名，也不敢留下自己的真实笔迹。此后，有学生造访卞仲 耘家，但她们不是去慰问，而是去向卞丈夫了解女附中情况，以便深入开展文革。 1966年八月上中旬北京中学的形势，一天一个样，卞仲耘的死亡很快就被 其他事件遮盖过去了，其中最突出的是红卫兵运动在北京城区的风起云涌。这时， 有谁还想着刚刚惨死的卞校长？有谁还关心另外几位也遭到严重摧残的校领 导？其中副校长胡志涛被打得几个星期不能下地。当卞仲耘的家人去给死者火化 时，他们须经过红旗招展、口号震天的北京城区。王晶垚先生说，他哀伤的心情 和四周亢奋的气氛形成鲜明的对照，令他终生难忘。 八月五日那天动手打人的，毕竞是少数；但那天之后对卞死持冷漠态度的， 却并非少数。继卞仲耘之后，北京市又有一批中学校领导和教师被学生打死。下 手的人是少数，但对一个又一个的死亡持冷漠态度的，不是少数
中国 20 世纪革命史中是如何形成和确立的？为什么在和平时期成长的一代人会 那么迅速地“拥抱”暴力？…… 我提出这些问题，是因为我的文革记忆带着抹不掉的 1966 年“红八月”的 血迹，也是因为这些问题至今仍然值得追问。 我以为，虽然卞仲耘成为北京（乃至全国）中学生暴力的第一个受害者，但 从文革宏观图景来看，她和她之后一大批受难的基层干部教师以及“地富反坏 右”并不是此一波（也是第一波）文革暴力的真正威慑对象，威慑她/他们这样 毫无还手之力的弱者没有意义，她们是祭坛上的牺牲品，借她们的生命来制造一 种震慑的氛围。文革这样一场前所未闻、最高领袖自毁执政基础的超大规模政治 运动，需要强悍有力的“开场锣鼓”，需要以 shock and awe （震慑）来开道。 当年给北京民众留下极端恐怖印象的“红卫兵小将”，是文革第一波暴力的 卖力执行者。多年后我听到一个意味深长的观点，说这些青少年是“天桥打场子 的”，为文革在中国大地的推进清出了“场子”，造出了声势。过去在北京天桥， 一些街头艺人在演出之前，得用一根绳子拴上一块铁块来回抡，吓得人们纷纷闪 开，一块场地就被腾了出来，这就叫“打场子”。天桥打场子的艺人们并无意伤 害他人，这是与“红卫兵小将”的重要区别。 三．“死了就死了” 我最近常常想，对生命的漠视，不是个别人的问题，当年在我们这代人中相 当普遍。这漠视不仅表现在八五当天暴力的肆意横行，也表现在卞仲耘倒下后， 屎尿失禁，生命垂危，被像弃物一样放在一辆手推车上，很长时间无人理睬，尽 管医院离学校近在咫尺。而卞死后一些学生的反应也表露了冷血和漠视。 在医院里，有人要求医生解剖尸体，以证明卞本来就有病，死因与暴力折磨 无关。第二天，卞死亡的消息由一位党员学生向全校通告。在我看来，这个死亡 通告的关键，是“死了就死了”五个字，它为卞之死定了调子。这个说法出自一 位市级领导，是对文革以来北京市第一起死于非命恶性事件的官方表态，这个表 态后面有文革再次发动的大背景。 “死了就死了”也正是卞身后的遭遇。听到卞死的广播通告后，女附中没有 一个班级或个人公开表示哀悼，有的学生居然鼓掌。只有一位教师给卞家属写了 悼念信，但她既不敢署名，也不敢留下自己的真实笔迹。此后，有学生造访卞仲 耘家，但她们不是去慰问，而是去向卞丈夫了解女附中情况，以便深入开展文革。 1966 年八月上中旬北京中学的形势，一天一个样，卞仲耘的死亡很快就被 其他事件遮盖过去了，其中最突出的是红卫兵运动在北京城区的风起云涌。这时， 有谁还想着刚刚惨死的卞校长？有谁还关心另外几位也遭到严重摧残的校领 导？其中副校长胡志涛被打得几个星期不能下地。当卞仲耘的家人去给死者火化 时，他们须经过红旗招展、口号震天的北京城区。王晶垚先生说，他哀伤的心情 和四周亢奋的气氛形成鲜明的对照，令他终生难忘。 八月五日那天动手打人的，毕竟是少数；但那天之后对卞死持冷漠态度的， 却并非少数。继卞仲耘之后，北京市又有一批中学校领导和教师被学生打死。下 手的人是少数，但对一个又一个的死亡持冷漠态度的，不是少数
十年前第一次去看望王晶垚先生时，我怀着深深的自责。那自责，是因为冷 漠的人群中有我。 对生命的漠视，是一代人的问题（姑且只说我们这代人）。它的背后有深层 的原因，渊远流长。省思，是大家的事情。 四.软弱无力的“政策派” 我对“八五事件”的研究重心，围绕着文革再次发动和暴力等问题，而对 1966年6月初工作组进校以来形成的、包括宋彬彬在内、我称之为“骨干学生 群体”的若干人，并未多费笔墨。理由很简单，她们既不是“八五事件”的发起 者，也没有参与暴力。（但在对生命漠视这点上，她们有同样的问题。）对于这个 基本事实，我相信任何一个当年在校的女附中学生，如果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 都会承认的。 但我注意到我认为至关重要的文革再次发动和暴力文化等问题，迄今没有得 到多少关注。公众对女附中“八五事件”的注意力仍集中在宋彬彬个人身上，人 们议论最多的是诸如“宋彬彬打没打人，她的责任是什么”之类的问题。坦白地 讲，如果纯粹从历史事实出发，我可以不理睬这个“公众热点”。但一个人“热” 了四十几年，在我们这代人中，大概算是绝无仅有了，这个现象就颇值得琢磨了。 在《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下面简称《好故事》）一文中，我谈到宋彬彬在 文革初期、包括“八五事件”的女附中运动中并没有引人瞩目的个人行为，她是 “骨干学生群体”的一员，她的名字常常和刘进连在一起，而且是在刘进之后（刘 为工作组进校后成立的师生代表会主席及工作组撤离后成立的文革筹委会第一 把手)。宋的“爆得大名”是因为八·一八上天安门给毛泽东戴袖章，因此而成为 尽人皆知的“首席”红卫兵，并因“宋要武”一名而被符号化、妖魔化。接着就 有人把她说成女附中“红卫兵负责人”，而因此要对“八五事件”负责。我在《好 故事》一文中，特别提到这个叙述逻辑犯了典型的“后面发生的事情”（八·一八） 影响“已经发生了的事情”（八·五）的错误，这是做历史的人特别需要警惕的。 我分析刘进、宋彬彬等人当时的思想脉络，觉得她们属于刘少奇、邓小平文 革初期制定的中央“八条”影响下的“政策派”，这一派主张“有领导、有秩 序”的进行文革。七月下旬后，派遣工作组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这一突变的 形势使得中央和北京市一级的“老革命”都不知所措了，遑论刘、宋这样的青年 学生。 八月初的她们，既困惑，又要努力跟上“革命”；而做为工作组时期的“红 人”，她们的身份尴尬，已不具备足够的权威。工作组撤离后的“革命”，己不 兴讲“领导”、讲“秩序”了，兴的是“自己解放自己”。八月五号暴力在校园 爆发，她们在进行劝阻时说，“斗黑帮可以，不要打人”。这样说，是符合她们 的思想逻辑的。这个逻辑，是以接受阶级斗争合理性为大前提的。在这个前提下 “讲政策”，特别是在最高领袖明令抛开政策（毛在恰恰在八月五号那天废除了 讲政策的中发“第九号”文件)时还讲什么政策，只能是软弱的，无力的，无效 的。在随后而来的“红八月”中死于非命的很多事件后面，都存在这么一个“政 策瘫痪”的背景。彼时，连出来呼吁“要讲政策”的人也极少了。 在当代中国的历次运动中，从“土改”，到“四清”，再到文革，都有“政
十年前第一次去看望王晶垚先生时，我怀着深深的自责。那自责，是因为冷 漠的人群中有我。 对生命的漠视，是一代人的问题（姑且只说我们这代人）。它的背后有深层 的原因，渊远流长。省思，是大家的事情。 四．软弱无力的“政策派” 我对“八五事件”的研究重心，围绕着文革再次发动和暴力等问题，而对 1966 年 6 月初工作组进校以来形成的、包括宋彬彬在内、我称之为“骨干学生 群体”的若干人，并未多费笔墨。理由很简单，她们既不是“八五事件”的发起 者，也没有参与暴力。（但在对生命漠视这点上，她们有同样的问题。）对于这个 基本事实，我相信任何一个当年在校的女附中学生，如果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 都会承认的。 但我注意到我认为至关重要的文革再次发动和暴力文化等问题，迄今没有得 到多少关注。公众对女附中“八五事件”的注意力仍集中在宋彬彬个人身上，人 们议论最多的是诸如“宋彬彬打没打人，她的责任是什么”之类的问题。坦白地 讲，如果纯粹从历史事实出发，我可以不理睬这个“公众热点”。但一个人“热” 了四十几年，在我们这代人中，大概算是绝无仅有了，这个现象就颇值得琢磨了。 在《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下面简称《好故事》）一文中，我谈到宋彬彬在 文革初期、包括“八五事件”的女附中运动中并没有引人瞩目的个人行为，她是 “骨干学生群体”的一员，她的名字常常和刘进连在一起，而且是在刘进之后（刘 为工作组进校后成立的师生代表会主席及工作组撤离后成立的文革筹委会第一 把手）。宋的“爆得大名”是因为八•一八上天安门给毛泽东戴袖章，因此而成为 尽人皆知的“首席”红卫兵，并因“宋要武”一名而被符号化、妖魔化。接着就 有人把她说成女附中“红卫兵负责人”，而因此要对“八五事件”负责。我在《好 故事》一文中，特别提到这个叙述逻辑犯了典型的“后面发生的事情”(八•一八) 影响“已经发生了的事情”(八•五)的错误，这是做历史的人特别需要警惕的。 我分析刘进、宋彬彬等人当时的思想脉络，觉得她们属于刘少奇、邓小平文 革初期制定的中央“八条”影响下的“政策派”，这一派主张“有领导、有秩 序”的进行文革。七月下旬后，派遣工作组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这一突变的 形势使得中央和北京市一级的“老革命”都不知所措了，遑论刘、宋这样的青年 学生。 八月初的她们，既困惑，又要努力跟上“革命”；而做为工作组时期的“红 人”，她们的身份尴尬，已不具备足够的权威。工作组撤离后的“革命”，已不 兴讲“领导”、讲“秩序”了，兴的是“自己解放自己”。八月五号暴力在校园 爆发，她们在进行劝阻时说，“斗黑帮可以，不要打人”。这样说，是符合她们 的思想逻辑的。这个逻辑，是以接受阶级斗争合理性为大前提的。在这个前提下 “讲政策”，特别是在最高领袖明令抛开政策（毛在恰恰在八月五号那天废除了 讲政策的中发“第九号”文件）时还讲什么政策，只能是软弱的，无力的，无效 的。在随后而来的“红八月”中死于非命的很多事件后面，都存在这么一个“政 策瘫痪”的背景。彼时，连出来呼吁“要讲政策”的人也极少了。 在当代中国的历次运动中，从“土改”，到“四清”，再到文革，都有“政
策派”这么一路。好好梳理一下它的来龙去脉，遭遇起伏，是很有意思的。 再补充一点，要让刘进、宋彬彬这样具有相当“正统”思想的人，在毛泽东 公开支持红卫兵之前率先成立红卫兵，是不符合她们的成长经历和思想脉络的。 邓小平在1966年七月初接见包括她们两人在内的女附中文革班子时，明确反对 成立红卫兵一类的学生造反组织，要求尽快恢复党团活动，这对她们在此后一段 时间里对红卫兵的态度有很大影响。 近年来，有关宋彬彬是女附中成立于7月31号的红卫兵之首领的说法，广 为流行，而此说奠定了宋彬彬应对八五事件负责的前提。这个前提，既没有外在 史实依据，也不符合刘、宋等人的内在思想。 五.血统论、“干部子弟”和“官二代” 在《好故事》那篇文章中，我还讨论了“宋彬彬/宋要武”是如何成为文革 “神话”(myth)的，我认为该神话的长盛不衰，其实是反映了多年来人们持续 的心理需要。 关于“宋要武”神话，我最近又有一点新想法。我感到这个神话背后的重要 支撑，除了“宋要武”具有的强大符号象征力量外，还涉及到一个人人心中所有、 但往往口中所无的中国社会等级现实。 如果宋彬彬没有高干子女的家庭背景，纵使她在八·一八给毛主席戴了红卫 兵袖章，公众对她的兴趣还会几十年来经久不衰吗？有时候没有说出来的东西是 更加深刻的。1966年7月底横空出世的“对联”及其背后的血统论，虽经包括 遇罗克在内的很多有识之士犀利的剖析和批判，但有些更深层的东西，似乎并没 有去进一步探究。 北京文革初期红卫兵的主体是“干部子弟”。我在几年前的一本小书中写 到：“我总觉得干部子弟现象值得好好研究。它反映出来的血统论和森严的等级 制是非常反动落后的东西，是对共产党人追求的平等理想的极大讽刺。为什么这 一套在中共子弟中这么有市场？它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当年参加革命人群本身 的问题？”我是“营垒中人”，这段话可以算做我的反躬自问。 1949年后由主张社会平等的政党建构的等级社会，到了今天有变本加厉的 演进。如果说当年的干部子弟中还有一些人以艰苦朴素为荣，今天“官二代”中 为数可观的人对权力和财富的追逐则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老百姓将这一切都看 在眼里。因为家庭背景，宋彬彬怕是承受着几十年来社会上对她所属阶层越积越 深的不满。我以为，“宋要武神话”生命力的一部分即由此而来，舆论对宋彬彬 本人缺乏同情也与之有关，这个现象背后有深刻的当代社会政治原因。 近几年来社会上对我有关“八五事件”分析的反应，也往往不注意我自己看 重的观点，而一言以蔽之曰“为宋彬彬辩护”、“为红卫兵鸣冤”。我满心想再 说一遍，“请认真读一下我署名白芳的文章，看看我到底说了什么，”但又一想， 如何解读“八五事件”，在当今的中国，不是一个纯学术问题，不要太书生气了： “当下绑架历史”是个屡见不鲜的现象，不必大惊小怪。 因此，我虽然恪守一个历史工作者的职责，厘清应该厘清的事实，却对“宋 要武神话”的消弭不抱幻想。我想它会成为一个文革传说而流传下去。毕竞，它
策派”这么一路。好好梳理一下它的来龙去脉，遭遇起伏，是很有意思的。 再补充一点，要让刘进、宋彬彬这样具有相当“正统”思想的人，在毛泽东 公开支持红卫兵之前率先成立红卫兵，是不符合她们的成长经历和思想脉络的。 邓小平在 1966 年七月初接见包括她们两人在内的女附中文革班子时，明确反对 成立红卫兵一类的学生造反组织，要求尽快恢复党团活动，这对她们在此后一段 时间里对红卫兵的态度有很大影响。 近年来，有关宋彬彬是女附中成立于 7 月 31 号的红卫兵之首领的说法，广 为流行，而此说奠定了宋彬彬应对八五事件负责的前提。这个前提，既没有外在 史实依据，也不符合刘、宋等人的内在思想。 五．血统论、“干部子弟”和“官二代” 在《好故事》那篇文章中，我还讨论了“宋彬彬/宋要武”是如何成为文革 “神话”（myth）的，我认为该神话的长盛不衰，其实是反映了多年来人们持续 的心理需要。 关于“宋要武”神话，我最近又有一点新想法。我感到这个神话背后的重要 支撑，除了“宋要武”具有的强大符号象征力量外，还涉及到一个人人心中所有、 但往往口中所无的中国社会等级现实。 如果宋彬彬没有高干子女的家庭背景，纵使她在八•一八给毛主席戴了红卫 兵袖章，公众对她的兴趣还会几十年来经久不衰吗?有时候没有说出来的东西是 更加深刻的。1966 年 7 月底横空出世的“对联”及其背后的血统论，虽经包括 遇罗克在内的很多有识之士犀利的剖析和批判，但有些更深层的东西，似乎并没 有去进一步探究。 北京文革初期红卫兵的主体是“干部子弟”。我在几年前的一本小书中写 到：“我总觉得干部子弟现象值得好好研究。它反映出来的血统论和森严的等级 制是非常反动落后的东西，是对共产党人追求的平等理想的极大讽刺。为什么这 一套在中共子弟中这么有市场？它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当年参加革命人群本身 的问题？”我是“营垒中人”，这段话可以算做我的反躬自问。 1949 年后由主张社会平等的政党建构的等级社会，到了今天有变本加厉的 演进。如果说当年的干部子弟中还有一些人以艰苦朴素为荣，今天“官二代”中 为数可观的人对权力和财富的追逐则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老百姓将这一切都看 在眼里。因为家庭背景，宋彬彬怕是承受着几十年来社会上对她所属阶层越积越 深的不满。我以为，“宋要武神话”生命力的一部分即由此而来，舆论对宋彬彬 本人缺乏同情也与之有关，这个现象背后有深刻的当代社会政治原因。 近几年来社会上对我有关“八五事件”分析的反应，也往往不注意我自己看 重的观点，而一言以蔽之曰“为宋彬彬辩护”、“为红卫兵鸣冤”。我满心想再 说一遍，“请认真读一下我署名白芳的文章，看看我到底说了什么，”但又一想， 如何解读“八五事件”，在当今的中国，不是一个纯学术问题，不要太书生气了； “当下绑架历史”是个屡见不鲜的现象，不必大惊小怪。 因此，我虽然恪守一个历史工作者的职责，厘清应该厘清的事实，却对“宋 要武神话”的消弭不抱幻想。我想它会成为一个文革传说而流传下去。毕竟，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