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刘歆《七略》的基础上“删其要”而成的，故其观点和方 法大致反映了自刘向父子至班固时代的汉人的主要精神。在这 里，有对各篇小说的具体著录，也有对这类“小说”的总体论述 在具体著录每篇小说时，叙及了小说的作者、籍贯、时代、内容、 语言，以及简略的评价和初步的“辨伪”（参见本章第三节）。从 中可见，当时人们对于“小说”的理解与今天有着很大的距离 这里有“史官记事”类的《青史子》，也有“迂诞依托”式的 《黄帝说》：有阐发哲理的《宋子》，也有考证故实的《周考》；内 容庞杂，范围广泛。对于“小说”概念的这种理解一直影响到清 末。班固在具体著录各篇之后，又以“总录”的形式对“小说” 这一门类的著作作一概论，从中可以看出他对小说的起源、内容 及社会价值等问题进行过总体性的研究。其结论就是小说出于 民间的口头传说；内容多属于与“圣贤”“大道”相对的“小 道”，故“君子弗为”；但他并没有完全否定小说的社会价值，认 为它对统治者尚有“可观”、“可采”之处，因而它将“弗灭”，自 有其一定的生命力。 班固是一个正统的史学家，他在研究和著录自古至汉的小 说时，显然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一些具体的论点也明显地受 到孔子、桓谭等人的影响。《论语·子张》中的“虽小道，必有 可观者焉”一句话（按：原书中此话出于孔子的学生子夏）就是 他立论的重要根据。后来，两汉之际的桓谭在《新论》中论小说 云：“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谕，以作短书，治身理 家，有可观之辞。”实际上也是这一意思的进一步发挥。班固继 承了这一思想传统，又以一个严肃的史学家的实录精神来要求 小说，于是对作品中的内容是“史官记事”还是“迂诞依托”就 特别关注。与此同时，《艺文志》就体裁来说是一篇史志目录。这 也就决定了它从“目录学”的角度来对小说进行研究和评价。这 。7
种以经史观为指导，用目录学的方式来进行小说研究的方法，显 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它束缚了人们对于小说特征的正确认识， 限制了人们对于小说作品作充分的分析。但同时也应该看到，用 这样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小说，毕竟对小说的价值和作用作了 一定的肯定，对小说的一些基本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探讨，这对 人们重视小说的创作和研究是有积极意义的。因此，自《汉书· 艺文志》以降，从《隋书·经籍志》到《清史稿·艺文志》等史 志目录，从晁公武、陈振孙的私家目录著述，到《四库总目提 要》之类的大型官修目录，其中有关小说部分的著录，都是中国 古代小说研究史上不可忽略的部分。这里，一方面由于篇幅的限 制，另一方面由于以后的作品的观点和方法大致与《汉书·艺文 志》相同，主要在篇目增多、叙录更详和分类更细等方面有所发 展而已，故本书不再详加论列。下面只就早期比较有特色的萧绮 对于《拾遗记》的叙录专加评述。 《拾遗记》是十六国前秦时期的志怪小说集，又名《王子年 拾遗记》、《拾遗录》，《隋书·经籍志》和《旧唐书·经籍志》、 《新唐书·艺文志》都有著录，题为王嘉撰，萧绮录。王嘉，字 子年，陇西安阳（今甘肃秦安东南）人，前秦著名方士，《晋书 ·艺术传》有传。关于萧绮其人，历史上没有明确记载，其《拾 遗记序》称：“伪秦之季.宫室榛芜，书藏堙毁”、“皇图帝册， 殆无一存”，可知他可能是南朝梁宗室，与萧统、萧纲等同辈。该 《序》又云，王嘉原帙凡十九卷，二百二十篇，经苻秦末世的战 乱而散佚，萧绮掇拾残文，探研镌写，“删其繁紊，纪其实美”， “编言贯物，使宛然成章”，并对原文作了系列的增删、整理和润 色工作，“凡一十卷，序而录焉”。萧绮的叙录，或附各条后，或 在各篇末，凡三十七则，内容则或补正、或辩难、或发挥、或评 价，随机而定。它与序文一起，较为集中地反映了萧绮整理和研 ·8
究小说的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 萧绮《拾遗记序》称：“文起羲炎以来，事迄西晋之末，五 运因循，十有四代”，因为原书多有亡败，所以按年代重新编次。 他认为，王嘉所搜撰的是属于“宪章稽古之文，绮综编杂之部” 的杂史，因而他根据经史的记载来加以对照和评论，指出《拾遗 记》具有“言匪浮诡，事弗定诬，详推往迹，则影彻经史；考验 真怪，则叶附图籍”的特征，提出“纪其实美”、“考验真怪”的 理论原则，要求言必有据，事必可考。在《拾遗记》各篇的录语 中，他力图贯彻《序》中提出的这种主张。例如卷一《春皇庖 牺》、《炎帝神农》所载伏羲和神农时代的神话传说，萧绮“录 曰：“《八索》载其遐轨，《九丘》纪其淳化，备昭籍箓，编列柱 史。考验先经，刊详往诰，事列方典，取征群籍，博采百家，求 详可证。”认为可与前经正诰所载的史实互证，对王嘉的记载予 以肯定。并且认为圣王时代，天下所以清平，灵瑞祯祥百出，是 由于“道真俗朴，理会冥旨，与四时齐其契，精灵协其德”，否 则，“祯祥之异，胡可致哉？”（卷一录语）用儒家观点如此这般 地加以推衍论证，以致清末谭献称道说：“萧绮附录，大义归于 正道，是非不谬圣人者已。”(《复堂日记》卷五)又如卷三《周 穆王》记周穆王乘八骏周游天下的传说，萧绮“录”日：“鳞骝 驶是之俦，亦腾骧以称骏，莫不待盛明而皆出”，以为异骏的出 现是圣明昌盛时代的标志，将幻奇的志怪小说内容勉强附会于 圣明至道的范围。同时，对那些他认为既不可考实，又不合经典 的记载，则表示否定。例如卷八《糜竺》条载糜竺家宝库失火， “火盛之时，见数十青衣童子来扑火，有青气如云，覆于火上，即 灭。童子又云：‘多聚鹳鸟之类，以禳火灾；鹳能聚水于巢上也。’ 家人乃收䴔鹊数千头养于池渠中，以压火。”萧“录”日：“羽毛 之类，非可以御烈火，于义则为乖，于事则违类，先《坟》旧 。9
《典》，说已其（疑原为“甚”字）详焉，”可以看出，史家的实 录精神与儒家的正统观念，对萧绮的批评倾向有着深刻的影响 然而，王嘉是富有文采的方士，《拾遗记》侈谈一些神仙怪 异之事，正如萧绮《序》所云“多涉祯祥之书，博采神仙之事， 妙万物而为言，盖绝世而弘博”，具有“殊怪必举”、“爱广向 奇”的特点，也就是说具有较为浓郁的文学色彩。批评对象的特 点决定了批评家在具体批评中不能无视志怪小说的文学特征而 一味地要求“影彻经史”。而且，从批评家主体方面说，虽然萧 绮站在儒家经史观的立场上去批评道家方士所写的志怪小说 但他却不是一个纯儒，不仅推崇王嘉所语怪、力、乱、神，而且 在录语中往往作诞漫无实的附会。这使得批评家既欲“削足适 履”以归附于经史，又欲彰明批评对象的志怪文学特征，在折衷 与游移中表现出了与《序》相牴牾而具有一定突破性的观点，所 谓“特取其爱博多奇之间，录其广异宏丽之靡”（卷一录语），就 是他整理和研究《拾遗记》所遵循的另一信条，从而使他的小说 思想具有了若干更有意义的内容。 这种新的意义首先表现在对那些与经史记载有差异的内容 能予以宽容，正确对待。如卷二《殷汤》条录语：“《诗》云：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斯文正矣。此说怀感而生，众言各异， 故记其殊别也。”认为虽与经史所载不吻合，也可权当一说。不 仅如此，他还能进一步突破经史观念，从小说角度对一些“似是 而非”的记载予以肯定。如《虞舜》条载舜时大频国使者来献方 物，夸耀其国“蛟以尾叩天求雨，鱼吸日之光”等神奇怪异的故 事。萧绮“录”日：“此言吸日而星雨皆坠，抑亦似是而非也。” 《周群》篇记猿变成老翁与周群谈论历代兴亡故事，萧“录”曰： “周群之学，通于神明，白猿之祥，有类越人问剑之言，其事迂 诞，若是而非也。”在萧绮看来，这些“若是而非”的历史事实 ·10·
的记载，仍有可观之处。又，《夏禹》篇录语云：“子年所述，涉 乎万古，与圣叶同，撻文求理，斯言如或可据。”并引用《尚 书》、《春秋传》的记载来对照，认为“详之正典，爰访杂说，若 真若似”。可以看出，他初步认识到了志怪小说的内容不一定完 全符合客观事实和历史记载，不一定拘泥于经典，只要能阐明道 理，内容上允许有虚幻成分的存在。尽管他的“实”是以经史为 依据，而且也没有进一步揭示虚与实之间的关系，但相对于同时 代的批评家以虚为实（郭璞）、“遂混虚实”（干宝）而言，他的 分辨显然使志怪小说向摆脱经史理论束缚的方向迈进了一步。 因为承认虚幻内容的存在，突破了史家“其事核，不虚美” 的实录精神，所以，萧绮对《拾遗记》创作手法的认识，也就突 破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的限制，从而揭示了其虚 构、夸张等“华而不实”的表现手法。《拾遗记》内容多涉神怪， 幻想奇特，想像丰富。刘知幾说它“全构虚辞，用惊愚俗”，对 于这一特征，萧绮有更为具体的认识。如卷六《前汉下》载汉宣 帝时有东方背明之国贡来物品，“有浃日之稻，种之十旬而熟：有 翻形稻，言食者死而更生，天而有寿；有明清稻，食者延年也： 清肠稻，食一粒历年不饥。有摇枝粟，其枝长而弱，无风常摇， 食之益髓；有凤冠粟，似凤鸟之冠，食者多力；.有通明麻 食者夜行不持烛，.其北有草，名虹草，枝长一丈，叶如车轮 根大如毂，花似朝虹之色。”萧绮“录”日：“宣帝之世，有嘉谷 玄稷之祥，亦不说今之所生，岂由神农、后稷播厥之功，抑亦王 子所称，非近俗所食。诠其名，华而不实。及乎飞走之类，神木 怪草，见奇而说，万世之瑰伟也。”《拾遗记》所载异物诸如“浮 绕四海，十二年一周天，周而复始”的“贯月槎”、“舟形似螺， 沉行海底而水不浸人”的“沦波舟”、“暗中视物如昼，向镜语， 则镜中影应声而答”的“火齐镜”，以及“喊金鸟”、“骈蹄牛”、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