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删其要，以备篇籍”的。当时文献学者群中另一个值得注意 的人物，是桓谭。他与刘歆同时.称赞刘向父子是“通人”，“尤好 古学，数从刘歆、扬雄辩析疑异”①。他的《新论》说：“若其小说 家，合残丛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 存 辞。”②这番议论不应孤立对待，甚至不应看作桓谭个人的意 ⊙ 见，而应该看作是一个文献学者群数经“辩析疑异”之后他个人 的领会。它可资与《汉书·艺文志》关于“小说家”的论述相互参 国 照，是一个博学家群体的创造。 典 第二，“小说“这个目录学术语的语义学内涵是非常丰富而 深刻的，毫不夸张地说，甚至比许多语种千百年后创造的同类术 语的内涵还要丰富和深刻，只不过我们长期以来没有加以深入 的挖掘和发现而已。“小”字有双重意义：一种属于文化品位，它 所蕴涵的是“小道”；一种属于文体形式，它的表现形态是“残丛 小语”。这里自然含有某种对小说歧视的成分，但是以“小道”视 之，从另一个角度看是否可以容纳更多的作者不受圣经贤传约 束的个性？ “说”字的语义就更为微妙，起码可以从三个层面加以阐释。 首先是文体形态层面，有说故事或叙事之义。《韩非子)有“储 说”、“说林”的篇目，王先慎《集注》说：“索隐云：说林者，广说诸 事，其多若林。”这些篇目之下是收集了不少故事的，应了古语所 谓“物有本末，事有始终”⊙。刘向对于这层意思心领神会，他典 校群书之日，对“事类众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谬乱难分别次序 的部分进行清理，“除去与（新序）复重者，其余者浅薄不中义理， ①.《后汉书)卷二十八《根潭传)。 ②（文选》卷三十一江文通《拟李都时从军诗）注引（新论）。 闭（刘记·大学》 ·中国古典小说史论·3
别集以为（百家）。后令以类相从，一一条别篇目，更造新事十万 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①，这就是他编撰的《说苑》。 中 (说苑》的命名是与（韩非子》的“说林”有渊源关系的，它的“事类 众多”也和“说林”的“广储诸事”相通。顺理成章，被《说苑》删落 的“浅薄不中义理”的别集〈百家)也就成了小“说”，这也是（七 小 略》或《汉书·艺文志》的“小说家“部分按年代最后著录“〈百家) 百三十九卷”的缘由。 论 其次的语义属于表现形态，“说”有解说而趋于浅白通俗之 义。〈说文解字)日：“说，释也。”就是这层意思。考虑到《说文解 字〉的作者许慎与刘向父子年代相续，与班固同时，因此（七略》 和《汉书·艺文志》为“小说家”立名之时，是不能摆脱这种语义学 上的纠缠的。 其三的语义属于功能形态，“说”与“悦”相通，有喜悦或娱乐 之义。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释，即悦怿。说，悦；释，怿，皆 古今字。许书无悦怿二字。说释者，开解之意，故为喜悦。”段氏 作注时，是考虑到（诗经·小雅·類弁》有“既见君子，庶几说怿”之 句，因而把“说”解释为喜悦了。 由此可见，“小说”名目的确立，是一个博学的学者群进行精 心的语义选择的结果。它包容了这种文体基本特征的故事性 通俗性和娱乐性，开始是在短小的篇幅中，展示了为圣贤“大道” 所鄙视的思维结果，以及不为经史典籍的文体规范所约束的美 学个性。由于这种文体处于正统文学总体结构的边缘地位，它 没有受到认真的重视和严格的界定，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必然精 芜混杂，界限模糊，收容了不少在严格意义上不属于它的杂色文 字。但也由于它的界限模糊，较少清规戒律，也容纳了许多不受 ①。刘向：（说苑序秦》 4·中国古典小说的本体闸释和文体发生发展论
规范束缚、不拘传统格套的，因而是新鲜的或充满野性的才华。 加上它的故事性、通俗性和娱乐性等基本特征，又联系着人类好 奇、乐生的天性，联系着人类宣泄苦闷、表现自我的内在欲望，它 那种为正统文学观所排斥的文体价值，却在人类本性和智慧上 义文存 获得了更带本质意义的肯定和说明。因此可以说，“小说”名目 0 确立的学者辩释过程及其深刻的语义学蕴涵，为我国小说的本 体认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小说发端于战国及其互体形态 小说 如果承认《汉书·艺文志》的“小说”概念，具有本体认定的意 论 义，那么我们就不能轻视该志所著录的古小说文献在小说发生 学上的价值。而且由这些古小说文献可以进一步推论：中国小 说发端于战国。 战国时期是中国民族灾难深重的时期，但也是文化思想充 满着创造活力的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思想家们借助人物 的或动物的故事，真实的或虚构的故事，隐喻着和论证着各自别 出心裁的思想体系。史学已经趋于成熟，神话幻想却没有消退 反而被一些思想家用以建构自己的宇宙模式。诸子祖述黄帝 尧、舜，借时间幻想来建立道统；各国诸侯攀援颛顼、稷、契，从血 缘系统上论证自己的正统。其时思想尚未定于一尊，诸子说理 不能依恃空言，必须含玄理于生动形象的故事情节之中，从而刺 激了文学叙事的譬喻性。降至战国中晚期，在一些思想家思考 富国强兵的实用政术的同时，另一些思想家则参悟天道，思考字 宙构成和运行的模式。庄周之外，邹衍“深规阴阳消息而作怪迁 ·中国古典小说史论·5
之变”，时人称为“谈天衍”。少“易传”思想形成于战国中晚期， 却借助“伏羲作八卦”的神话以增加其神圣感和神秘感。儒、道 中国 阴阳家之外，被称为杂家的《吕氏春秋)取《礼记》之《月令》为其 “十二纪”的结构框架，春令多言生而冬令多言死，夏令多言乐而 秋令多言兵，“因四时之序而配以人事，则古者天人之学也”②。 除了文化思潮之外，士这个阶层的动态也值得注意。客卿 游士现象的出现，说明群雄逐鹿环境中对人才的重视和对思想 控制的松驰。顾炎武《日知录)说：“士、农、工、商调之四民，其说 始于（管子）（原注：（谷梁》成公元年传亦云）”，“春秋以后，游士 日多”，“战国之君遂以士为轻重”⑤。如果承认古文献专家余嘉 锡考证的小说所出自的“稗官”就是“士”，④那么战国时期就具 备了这种文体产生的极好条件。因此无论从思潮的、还是人才 的历史契机而言，战国文化都是孕育中国古小说的合适的母体。 这一点可以在(《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古小说文献中，得到具 体的例证。“汉志”著录小说十五家，明显地分为两部分、或两种 类型：（封禅方说）至《虞初周说)五家，大体注明为汉武帝、宜帝 时的作品，《四库全书总目》据此称“小说兴于武帝时矣”⑤。“汉 志”按时代顺序编录，此前的《伊尹说》至《黄帝说》九家，多注称 “依托”或“古史官记事”，当是战国游士之风至汉初黄老之风的 产物，因为这些时期的风气比汉武“独尊儒术”之后更有利于小 说家滋生。〈百家)本是乱简，不排除有相当部分是先秦至汉初 的遗物，经刘向整理出的（说苑》，材料来源便如此。这就意味着 ①《史记·盂子葡舞列传》。 心余嘉锡：《四库要辨证)卷十四《B氏春秋》来。 《日知录》卷七（士何事）。 ④《小说家出于弹官说)，收入（余嘉锡论学杂著）上册，中张书局1963年版。 ⑤《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小说家类”序官。 6·中国古典小说的本体间释和文体发生发展论
“小说兴于武帝时”的说法，有必要推前到战国。 这些古小说中保留较完整者，是《吕氏春秋·本味)篇转录的 《伊尹说》故事 义文存 有桃氏女子采桑，得婴儿于空桑之中。献之其君， ⊙ 其君令焊人（即庖人）养之，察其所以然，日：其母居伊 水之上，孕，梦有神告之日：“臼出水而东走，毋顾。”明 中国 日视白出水，告其邻，东走十里，而顾其邑尽为水，身化 为空桑，故命之日“伊尹”。 这是一个小说与神话的互体，它包含着一个“空桑生伊尹” 论 的异生神话，和古老传说中“姜螈践巨人迹而生稷”，“简秋吞玄 鸟卵而生契”可资参照，只是带点水灾和蚕桑业出现的痕迹而 已。接下来的叙述就带点战国游士的气息了。伊尹是作为陪嫁 的奴隶而成为商汤王的臣子的。他用烹调术游说汤王，认为必 须备足珍禽异兽，掌握调料火候，精通“阴阳之化，四时之数”，才 能做出至味佳肴，这是与“圣王之道”相通的。这番游说之辞排 比铺陈，夸饰异方奇物，曲谈天道人道，是带点战国纵横家和阴 阳家的口吻的，可以看作小说与子书的互体。《说文》禾部释 “耗”字，（史记·司马相如传）索隐引应劭语，在转述这其间的一 些文字时都称为“伊尹日”或“伊尹书”，可以推断它极可能就是 “汉志”所载的（伊尹说》。〈吕氏春秋）著于秦王政八年（公元前 239年)前后，因此（伊尹说》最迟也是战国晚期的作品了。如果 承认这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小说书的片断，那么我们就不难窥见 最早小说出入于民间口头传说和士人风习，兼容着神话和子书 的互体形态了。最早的小说不是先有文体定义，才去写作的，而 是已经在写小说、却不知自己写的是小说的自在状态中，开始了 ·中国古典小说史论·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