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天子”,而是民众的一员;君权不是神授的,而是民众赋予的;君主不是民众的主 人,而是民众的仆人,君主是受民众的委托。受民众的聘雇而为民众服务的。康有为的解 释很明显地受到了黄宗羲的影响。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原君》中指出:君主产生于处 理公共事务的需要,因此,“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经营者,为天下也” 资产阶级还尽量利用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来为排满革命服务。革命派孙中山对民本思想 的继承和发挥众所周知。国粹派也极力推崇古代那些有异端思想的“在野君子”,尤其是明 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和鸦片战争前后的龚自珍、魏源等人。刘师培在 《中国民约精义》一书中,就曾广泛地援引这些学者的言论,阐发其中的民主因素,宣传 主权在民和法治思想。经过国粹派的阐发,中国古代文化中的民主性精华在20世纪初年得 到了发扬,它对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起了一定的积极推动作用。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从殷周时起就是一个融会了多民族文化而形成的一个综合体,与欧 洲中世纪文化相比更具有涵摄性和包容性。因此,近代从西方传入的各种先进思想,如科 技思想、民主思想,以及五四以后传人的马克思主义,都可以在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中找 到接洽点,被吸收到不断发展更新的中国文化体系中去,这是西方先进文化能够在中国传 播、生根发展的重要原因之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活力因素还有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深沉的忧患意识等,它们都在 近代文化变革中都起了重要作用或有重要发展。由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许多积极的 活力因素,它们在中国近代文化变革中起着联结新旧文化的作用,因此,中国近代的新文 化,无论是资产阶级新文化,还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都不可能完全等同于 西方文化,而是吸收了许多传统的文化精华、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新文化。 (4)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是文化变革的根本原因 促使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转型的根本原因和动力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需要。 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已不再是原始的萌芽状态,以大机器生产为特征的近 代资本主义已经产生并逐步发展,资产阶级随之产生并逐渐成长,它要求创造和发展为它 服务的新文化,植根于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经济上壤之中的传统文化,已经不适应近代社会 发展的需要。这就使传统文化产生了危机,并不得不向近代转型 然而,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不是如何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而是如何挽救民 族危机的问题。中国近代社会的变化主要是由于民族危机引发的,从一定意义上说,解决 这个危机的过程,也就是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方向,它的内容, 它的特点,也都是由这个危机和解决这个危机的要求所决定的:它对西方文化的选择,对 传统文化的继承和改造,都是为解决这个危机服务的。近代中国的志士仁人,都是围绕着 挽救民族危机这个主题,苦苦探索,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倒“维新变法”,到“排满革命”, 到“马克思主义”,种种选择,都是为了这一目的。 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不仅决定了中国人对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内容的选 择,并且决定了如何改造它们。以输入的西学为例,在中国最有影响的莫过于进化论(即 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理论,以生存竞争说来解释人类社会,是一种为殖民者扩张 服务的反动理论),它一传入中国,就起了极大的积极作用:增强了处于民族危机中的中国 人的民族意识,并为社会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再如自由学说,在西方是讲基于个人财产 基础上的个人享有的自由权力,而在中国则主要是讲国家的独立自主,民族的自由解放 这显然是由于中国深重的民族危机的客观形势所决定的。道理很简单,如果没有民族的独 立自主,就不可能有个人的自由:在为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不宜过分强调个人的自由 意志,相反倒要强调个人服从、个人牺牲。因此,在近代中国,个人自由权力的观念一直 很淡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自由主义意识曾流行一时,但很快就被淹没在新的反帝反封建 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高潮中了
是什么“天子”，而是民众的一员；君权不是神授的，而是民众赋予的；君主不是民众的主 人，而是民众的仆人，君主是受民众的委托。受民众的聘雇而为民众服务的。康有为的解 释很明显地受到了黄宗羲的影响。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原君》中指出：君主产生于处 理公共事务的需要，因此，“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经营者，为天下也”。 资产阶级还尽量利用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来为排满革命服务。革命派孙中山对民本思想 的继承和发挥众所周知。国粹派也极力推崇古代那些有异端思想的“在野君子”，尤其是明 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和鸦片战争前后的龚自珍、魏源等人。刘师培在 《中国民约精义》一书中，就曾广泛地援引这些学者的言论，阐发其中的民主因素，宣传 主权在民和法治思想。经过国粹派的阐发，中国古代文化中的民主性精华在 20 世纪初年得 到了发扬，它对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起了一定的积极推动作用。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从殷周时起就是一个融会了多民族文化而形成的一个综合体，与欧 洲中世纪文化相比更具有涵摄性和包容性。因此，近代从西方传入的各种先进思想，如科 技思想、民主思想，以及五四以后传人的马克思主义，都可以在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中找 到接洽点，被吸收到不断发展更新的中国文化体系中去，这是西方先进文化能够在中国传 播、生根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活力因素还有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深沉的忧患意识等，它们都在 近代文化变革中都起了重要作用或有重要发展。由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许多积极的 活力因素，它们在中国近代文化变革中起着联结新旧文化的作用，因此，中国近代的新文 化，无论是资产阶级新文化，还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都不可能完全等同于 西方文化，而是吸收了许多传统的文化精华、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新文化。 （4）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是文化变革的根本原因 促使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转型的根本原因和动力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需要。 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已不再是原始的萌芽状态，以大机器生产为特征的近 代资本主义已经产生并逐步发展，资产阶级随之产生并逐渐成长，它要求创造和发展为它 服务的新文化，植根于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经济上壤之中的传统文化，已经不适应近代社会 发展的需要。这就使传统文化产生了危机，并不得不向近代转型。 然而，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不是如何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而是如何挽救民 族危机的问题。中国近代社会的变化主要是由于民族危机引发的，从一定意义上说，解决 这个危机的过程，也就是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方向，它的内容， 它的特点，也都是由这个危机和解决这个危机的要求所决定的；它对西方文化的选择，对 传统文化的继承和改造，都是为解决这个危机服务的。近代中国的志士仁人，都是围绕着 挽救民族危机这个主题，苦苦探索，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倒“维新变法”，到“排满革命”， 到“马克思主义”，种种选择，都是为了这一目的。 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不仅决定了中国人对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内容的选 择，并且决定了如何改造它们。以输入的西学为例，在中国最有影响的莫过于进化论（即 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理论，以生存竞争说来解释人类社会，是一种为殖民者扩张 服务的反动理论），它一传入中国，就起了极大的积极作用：增强了处于民族危机中的中国 人的民族意识，并为社会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再如自由学说，在西方是讲基于个人财产 基础上的个人享有的自由权力，而在中国则主要是讲国家的独立自主，民族的自由解放。 这显然是由于中国深重的民族危机的客观形势所决定的。道理很简单，如果没有民族的独 立自主，就不可能有个人的自由；在为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不宜过分强调个人的自由 意志，相反倒要强调个人服从、个人牺牲。因此，在近代中国，个人自由权力的观念一直 很淡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自由主义意识曾流行一时，但很快就被淹没在新的反帝反封建 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高潮中了
中国近代深重的民族危机也决定了近代文化思潮的迅速变迁和发展路向。大约每经过 20-30年时间,中国就要更迭和流行一种新的文化思潮:求强求富的洋务思潮-主要是要求 建立西方式民主制度的民主主义思潮-主要是追求个性解决的思潮-为先进的中国人所接受 的马克思主义。而中国人之所以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 国 综上所述,中国近代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决定了对中西文化内容的选择和改 造,决定了近代文化思潮的迅速变迁和发展路向,因此它是中国文化近代化的根本动力 与它相比,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活力因素都还是次要原因 (四)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模式与论争 在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的过程中,围绕着如何发展近代文化发生过多次文化论。近代思 想家们提出了许多解决方案或理论,其中影响较大的有: “中体西用”论 “中体西用”论出现于鸦片战争之后,流行于洋务运动时期。这种理论一面主张引进 西方的物质文化,以之为“用”,一面又要捍卫中国传统的精神文化,以之为“体”,前者 为后者服务。早期维新派薛福成就说:“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 之道。”这个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模式在洋务运动时期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因为那时洋务 派是主张变革的,站在其对立面的是强大的封建顽固势力,顽固派根本拒绝西学,在这样 的背景下,也只有在“中体西用”的口号下才有可能部分地引进西学 “中体西用”论的另一个积极作用在于它开始破坏儒家文化固有的体系。儒学的基本 体系就是孔子说的“修己安人”,即所谓“内圣外王”。“内圣”是通过内省修身的功夫完成 自我道德人格,是“治身心”之学;“外王”是把自我道德人格由内及外、由近及远地推开 来,以达到“治人”“安人”的目的,是“治世事”之学。在“内圣外王”的结构中,“内 圣”是前提,“外王”是目的,只有先完成“内圣”,才能推及而实现“外王”。“内圣”和 “外王”的这种关系也可以用“体”和“用”这对范畴来说明,二者是一个内在的统一体, 这种统一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内圣”修养和“外王”事功都是通过研究儒家经典来实 现的,二者即统一在儒家经典的学习和实践,这就是所谓“通经致用”;第二,通过“修己” 即“成德成圣”自然就可以获得“治国平天下”的“外王”功效,即所谓“明体达用”。洋 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是承袭儒家“内圣外王”的思路而来的,但二者也有 一些重要的不同。张之洞在《劝学篇·外篇》中曾这样解释“中体”和“西用”的关系:“中 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治世事。”换言之,“修己”可以通过“中学 “通经”来实现,“事功”则要通过“西学”来实现,“通经”已不必然能够“致用”; 第二,由于中学只能“治身心”,而不能“治世事”,因此,“修已成圣”已不可能自然地获 得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事功”,也就是说,“明体”已不能完全“达用”。于是,儒家经典已 不再具有无所不能的绝对权威性,儒学由“内圣”推及到“外王”的逻辑结构就遭到了破 坏,而不得不把西方近代的物质文明引到中国文化中来。这是破天荒的事情,是一个历史 性的进步。 但当19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文化的近代化进人第二个层面一一制度层面,要求改变 封建制度,改变传统文化的“体”一一三纲五常和“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的时候,“中 体西用”论就成为中国文化近代化的严重阻力,因为它正是要维护这个“体”。因此其进步 性是有限的。到戊戌维新时,“中体西用”论就已不再是社会进步思潮的主流了,而成为 股逆流,不断遭到批判。但它在中国的影响一直很大,还不时兴起波澜,20世纪20年代出 现的“东方文化派”,30年代出现的“中国本位文化派”,以及主张“返本开新”的现代新 儒家,实质上都是变相的“中体西用”论者
中国近代深重的民族危机也决定了近代文化思潮的迅速变迁和发展路向。大约每经过 20－30 年时间，中国就要更迭和流行一种新的文化思潮：求强求富的洋务思潮-主要是要求 建立西方式民主制度的民主主义思潮-主要是追求个性解决的思潮-为先进的中国人所接受 的马克思主义。而中国人之所以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是因为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 国”。 综上所述，中国近代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决定了对中西文化内容的选择和改 造，决定了近代文化思潮的迅速变迁和发展路向，因此它是中国文化近代化的根本动力， 与它相比，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活力因素都还是次要原因。 （四）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模式与论争 在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的过程中，围绕着如何发展近代文化发生过多次文化论。近代思 想家们提出了许多解决方案或理论，其中影响较大的有： 1、“中体西用”论 “中体西用”论出现于鸦片战争之后，流行于洋务运动时期。这种理论一面主张引进 西方的物质文化，以之为“用”，一面又要捍卫中国传统的精神文化，以之为“体”，前者 为后者服务。早期维新派薛福成就说 ：“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 之道。”这个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模式在洋务运动时期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因为那时洋务 派是主张变革的，站在其对立面的是强大的封建顽固势力，顽固派根本拒绝西学，在这样 的背景下，也只有在“中体西用”的口号下才有可能部分地引进西学。 “中体西用”论的另一个积极作用在于它开始破坏儒家文化固有的体系。儒学的基本 体系就是孔子说的“修己安人”，即所谓“内圣外王”。“内圣”是通过内省修身的功夫完成 自我道德人格，是“治身心”之学；“外王”是把自我道德人格由内及外、由近及远地推开 来，以达到“治人”、“安人”的目的，是“治世事”之学。在“内圣外王”的结构中，“内 圣”是前提，“外王”是目的，只有先完成“内圣”，才能推及而实现“外王”。“内圣”和 “外王”的这种关系也可以用“体”和“用”这对范畴来说明，二者是一个内在的统一体， 这种统一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内圣”修养和“外王”事功都是通过研究儒家经典来实 现的，二者即统一在儒家经典的学习和实践，这就是所谓“通经致用”；第二，通过“修己” 即“成德成圣”自然就可以获得“治国平天下”的“外王”功效，即所谓“明体达用”。洋 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是承袭儒家“内圣外王”的思路而来的，但二者也有 一些重要的不同。张之洞在《劝学篇·外篇》中曾这样解释“中体”和“西用”的关系：“中 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治世事。”换言之，“修己”可以通过“中学” ——“通经”来实现，“事功”则要通过“西学”来实现，“通经”已不必然能够“致用”； 第二，由于中学只能“治身心”，而不能“治世事”，因此，“修已成圣”已不可能自然地获 得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事功”，也就是说，“明体”已不能完全“达用”。于是，儒家经典已 不再具有无所不能的绝对权威性，儒学由“内圣”推及到“外王”的逻辑结构就遭到了破 坏，而不得不把西方近代的物质文明引到中国文化中来。这是破天荒的事情，是一个历史 性的进步。 但当 19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中国文化的近代化进人第二个层面——制度层面，要求改变 封建制度，改变传统文化的“体”——三纲五常和“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的时候， “中 体西用”论就成为中国文化近代化的严重阻力，因为它正是要维护这个“体”。因此其进步 性是有限的。到戊戌维新时，“中体西用”论就已不再是社会进步思潮的主流了，而成为一 股逆流，不断遭到批判。但它在中国的影响一直很大，还不时兴起波澜，20 世纪 20 年代出 现的“东方文化派”，30 年代出现的“中国本位文化派”，以及主张“返本开新”的现代新 儒家，实质上都是变相的“中体西用”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