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齐放:从秦晖的一篇文章说开去 (代序) 汪敬虞 中国经济史研究》从1986年创刊到现在,已走完了第一 个十年的历程,作为一个长期的读者,在纪念它诞生十周年之 际写上点从个人受益的角度得来的感触,以表祝贺之微忱。这 点感触,是由秦晖的一篇文章的发表所引起的。 中国经济史研究》有一个鲜明的特色,那就是鼓励百家争 鸣,提倡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它多次公开声明:“本刊实行百 家争鸣、兼容并蓄的方针,来稿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 管是否与权威观点或编辑部意见相左,一律欢迎,择优刊用, 并为不同学术观点和学术流派的争论创造条件。”在这一点上, 编者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发表在1990年第3期的《汉代的 古典借贷关系》,就是一个例子。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从编辑 部给作者秦晖同志的信中,可以看出是与编辑部的意见相左的, 而且编辑部的观点,又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权威观点。然而 经过双方的通讯,充分进行讨论,并在秦晖同志就其文章论据 提出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说明以后,编辑部还是把秦晖的论 文连同为论文进行申辩的来信一并发表我们虽然没有看到编 辑部去信的全文,但从秦晖的回信中可以看出:编辑部是提出 了原则性的商讨意见的。这就证明了编辑部在具体处理这篇来 稿的过程中,严肃而认真地坚持它自己所申明的态度,他们是 完全按照自己所宣布的原则办事的。这一作法,产生了极其良
2市场的昨天与今天:商品经济·市场理性·社会公正 好的效果。在以后的几年屮,我们既看到了和秦晖同志进行商 榷的文章,又看到了秦晖陆续发表的一系列富有新意的研究和 议论。毫无疑问,编辑部这样做的结果,使它的广大读者,包 括我自己在内,从中得到了丰富的学术享受。 〈汉代的占典借贷关系》的作者秦晖以后数年中发表的文 章,内容相当广泛。既有与上文比较接近的《古代租佃制初 探},又有初看起来内容距离较远的专论陕西关中一个地区土改 前的农村土地分配的“关中模式”问题,更有泛论农民、农民 学与农民社会的现代化问题。但题目不同,方法论是前后一致 的。他所考察的各种“元素”或“现象”,共同构筑了他的理论 体系,引人入胜 考察一种社会形态,要着重分析这个社会的整体结构及其 运动规律、功能特征,这是秦晖的基本观点。他在后于上文发 表的(古典租佃制初探〉中明确提出:“我们过去借以划分社会 形态的方法论值得反思。奴隶制、租佃制与雇佣制、债利剥削 等等作为元素可以存在于不同的社会经济系统。我们应该把注 意力从元素的分析转移到系统整体结构及其运动规律、功能特 征上来。”①在《汉代的古典借贷关系》的通讯讨论中,他表示 自己的研究方向是“对古典经济中的市场发育、租佃、雇佣 奴隶制、借贷关系、商业利润等现象背后的经济机制分别进行 分析。”重点仍然是“经济系统的运行机制、功能特征、基本规 律与基本矛盾的分析”。② 把奴隶制、租佃制、雇佣制、债利剥削、商业利润等等看 成是不同社会形态共有的“元素”或“现象”,这也许是当初编 辑部和秦晖进行通讯讨论的一个原因,而把注意力移向“系统 ①(屮国经济史研究》1年第4期,第7页a ②《中国经济史研充)1990年第3期,第137页
百花齐放:从桊晖的一篇文章说开去3 整体结构及其运动规律、功能特征上来”,避免奴隶制=奴隶社 会,租佃制=封建社会的简单逻辑,这也许是后来编辑部继 汉代的占典借贷关系〉之后,又陆续发表(古典租佃制初探 和《关中模式〉等一系列文章的个原因。当然,这只是我的 个人猜测。但用不者猜测的是,秦晖以后的一系列文章,在方 法论上的确是个有价值的反思。提法不同,认识深度也各异。 事实还不止如此。在秦晖后来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中,有这 样一段话:“我们常以‘世界耕地的7%养活了世界人口的21% 而自豪,却很少提及它的另一面一以世界上40%的农民仅仅 养活’者世界上7%的非农民。”这里揭示提法的不同,就不 仅限于认识的深度,而且简直就是指出问题的实质所在了。 从第篇文章起到现在为止,秦晖同志…共在(中国经济 史研究)上面发表了五篇文章。就启发人们的思考而言,可以 说五篇文章都是有贡献的。但是,这只是秦晖的贡献而没有编 者的劳绩吗?我以为,出现这样好戏连台场面,作者和编者的 努力是缺…不可的。 (原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I期) ①《中国经济史研究)194年第1期,第127页
自序 这里选的20篇文章大致反映了我80年代后期以来的学术与 心路旅程。有人曾归纳说:80年代谈“主义”,90年代谈“问 题”,是改革时期人文知识界的两大阶段。80年代“文化热” 新启蒙”、西学东渐、思潮迭起,知识界盛行标新立异,理论 思维活跃。而90年代气氛骤变,知识界回到了“乾嘉时代”, 多谈问题少谈主义成为时尚,而且“问题”也日益高雅化,国 学、“后学”与官厅经济学成为三大潮流。对此,贬之者认为是 消极遁世,自甘“边缘化”;而褒之者则认为是从浮躁转向沉 稳、从轻薄转向深刻。我则觉得任何一元化的价值判断都是可 疑的,“先洋人之优而忧,后古人之乐丽乐”也许并无什么坏 处,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社会关怀也并 不那么可笑;与古人对话、与洋人对话和与“上头”对话都没 有什么不好,但与现实生活中的芸芸众生缺少一种沟通也不是 什么可炫耀的事。对80~90年代的学风、土风之变化,正如对 这-时期世风、政风之变化一样,要下结论怕还为时过早。 但就本人而言,则素来不是个得风气之先的人物,却有此 逆潮流而动之嫌。80年代“新启蒙”之时我被许多人目为“考 据派”,没有为“文化热”添过什么柴火。而90年代在一些人 眼里我却成了浮躁的“激进”者,在别人从“主义”转向“问 题”时我却由“问题”转向了“主义”。应当承认,我的学术与 人生道路的转折的确与那场导致士风与世风大变的事情有关
自序5 但变中亦有不变在焉,虽云“四十而不惑”,五十亦未必知天 命,但此耿耿一念却不是可以变来变去的!我并不善作愤世嫉 俗之态,却也不是随波逐流之人。我想任何一种主流之潮即便 它是合理的,也不能“一元化”,因为一元化便是万恶之渊。既 然如此,我甘居“非主流”——80年代如此,90年代亦然 也是安之若素的。 出于耿耿一念,我的治学兴趣常有转移,本书所收之文便 在经济社会史的大框架下触及了古今中外。时有友人劝我“由 博返约”。我固不敢称博,也知当今信息爆炸、分工臻密之世不 返约”则难成学术之大器。但我不能以良知臣服于头脑。在 农民学丛书·序》中我曾说:“当今学界,有人力我空疏之弊而 大倡微观分析,有人深恶短钉之学而力主宏观概括。其实两千 年来的传统学术一直是‘义理之学’与‘训诂之学’轮流称大, 其流弊不在于它太微观还是太宏观,而在于它缺乏形式化的科 学思维,因而难以在宏观——微观——宏观或抽象—一具 体—一柚象的认识循坏中建立实证(或证伪)机制以推动学科 的发展。”我今天要补充的是:空疏之学与短钉之学我所皆不愿 为者,还因为它们都缺乏一种本真的价值关怀,因而难以在问 题——主义——问题的认识循环中培育人文精神以推动社会与 学术的良性互动。而呈献给读者的这些作品是否避免了空疏化 与短圢化,就有待识者批评了。 最后要深深感谢中山大学的袁伟时教授与广东教育出版社 的金炳亮副社长,没有他们的鞭策与鼓励,本书不可能问世。 经济史学界前辈汪敬虞先生在与我尚未相识之时于《中国经济 史研究〉创刊十周年之际对我在该刊发表的五篇文章作了评价。 蒙汪老惠允移为本书之代序,在此亦谨致谢忱。正如汪老所言, 我的“贡献”受惠于“编者”和其他师友同仁之玉成,包括本 书的编者在内,而我的疏误则是我负其责的